政治妥协的伦理价值如何实现

政治妥协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也是政治文明程度检验的重要表征。它是以公共理性为前提,政治正义为基础,协商民主为关键的伦理价值实现。政治妥协是一种理性策略,这种策略是和平政治秩序的价值保障,公共理性蕴含政治妥协的伦理前提,同时也散发政治妥协的伦理智慧。政治正义不仅能为政治妥协提供良好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奠定了合理性、公正性、道义性的基础。而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妥协的达成,政治妥协贯穿整个民主协商的过程。协商民主为政治妥协的实现营造和平的氛围和环境,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促使"适度"平衡达成。     

论政治妥协及其伦理价值

政治妥协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解决政治生活冲突的主要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政治妥协,对于政治生活而言,是一支调解的润滑剂,追寻的是双方互利共存。它的价值内涵具备工具性价值、精神性价值和调和性价值,是实现个体权利的重要保障,是解决冲突的重要调节机制,是实现自由民主的基本方法,其伦理底线是适度妥协,伦理基础是独立平等的主体性,伦理条件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性。     

伦理冲突中的行政行为选择

行政行为选择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与伦理冲突,要正确对待这种冲突,必须考虑到正确的功利价值,处理好行政行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恰当地考虑伦理妥协。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伦理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个人权利的充分张扬,私人利益和公共伦理之间显示出深刻的矛盾。早期经济自由主义者将这一矛盾的解决归于市场过程,黑格尔主义则寄望于国家权力。二者都忽视了公共交往在伦理建构中的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交往所形成的公共伦理,是市场经济社会在自身发展中产生出来的理性力量。它克服了市场交换原则和政治强制原则的局限性,为这一矛盾不断的解决提供了动力。     

试析行政选择中的伦理妥协及其思想渊源

行政伦理妥协 ,是行政主体处于善善同类性质的两难困境时进行道德选择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现实的政府行政过程中所存在的“最小的恶”、道德中立、道德缄默、伦理放逐等现象 ,只是行政伦理妥协的异化表现形态 ;而性恶论、功利主义和“经济人假设”则对行政伦理妥协的异化现象的产生有着直接的思想影响。本文的结论是 :为了防止行政伦理向恶妥协 ,必须构筑行政伦理底线     

论行政人的伦理困境与出路

行政人在行政实践中常会遭遇服从上级与对公众负责的冲突、行政人身份与角色群的紧张、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僵局甚至行政人隐私权与公民知情权的平衡等四天伦理困境.行政人的不道德行为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行政人陷入伦理困境有三重因素:微观方面是行政人角色界定模糊;中观方面是监督和制约机制乏力;宏观方面是行政主导价值旁落和传统行政文化的侵扰.行政人选拔应与行政主导价值观相匹配,推进以组织流程转变为核心的政府再造运动;慎用行政实践中的伦理性妥协;开展行政人伦理培训;加强伦理立法及制度化是行政人摆脱伦理困境的基本理路.     

全球化中的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

全球化不仅改变着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伦理维度上以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的矛盾现象凸显出来。面对全球化中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并存的复杂态势,合理的战略选择应该是:理性审视和反思全球化中的伦理认同和伦理冲突,以生态价值观引导下的伦理多元主义应对全球化的文化挑战。     

对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的多维检视

自鸦片战争开始,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开始萌芽和生成,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四次转变.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具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救亡道德与启蒙道德的同时并举;二是改良道德与革命道德的交替进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伦理既具有优秀成分,也具有消极意叉.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所长期面临的各种威胁,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政治体制;重新选择和配置各种现代性公共政治伦理元素,走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冲突的传统困境;正确处理中国国内民族问题,避免因民族冲突引发社会动乱,是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当代转型的基本路径.     

政治伦理视域中的公民教育

政治伦理视野中的公民教育是基于国家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围绕政府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的社会公共政治伦理教育,它是培育契合国家政治精神和社会公共伦理期待的合格公民之教育实践活动.     

从技术理性到行政伦理——大数据时代智慧治理的伦理反思

大数据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智慧治理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新模式,然而智慧治理面临人的主体性、隐私与自由、社会公正等诸多伦理挑战,这些挑战与技术理性的张扬密切相关。智慧治理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善,而要实现公共善,就要对这种技术理性进行必要的行政伦理的审视,通过责任伦理实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目的善与手段善、公共善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从而使智慧治理获得伦理确证与道德规约。     

公信政府何以可能——行政伦理之于政府公信力的功能探析

政府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信任系统,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受到各国政府极大关注。但学界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局限于管理学和政治学,强调政治功用,忽视行政伦理在政府公信力培育中的价值。事实上,政府公信力也属政治伦理范畴,行政伦理对于优化政府理念、行为和绩效,提振政府公信力有着重大的实践价值和驱动作用。一方面,行政伦理通过对政府的评介功能、导向功能、示范功能和规范价值,构筑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行政伦理又在助推责任政府建设,促进公共政策透明化,抑制行政腐败和构筑政治文明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渗透功效,不断增进政府信誉,巩固政府合法性,提振着政府公信力。     

偏好转换：政治伦理构建的一个分析视点

政治伦理构建是维系公共政治生活繁荣稳定的内生需要,从根本上说,它是政治行为主体由“偏好转换”到“重叠共识”的过程.偏好转换之所以必要,是源于个体信息及人类理性的有限.偏好转换之所以可能,则缘自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政治生活中偏好转换的艰难性,尤其应当关注这样一个现实:政府权力作为以强制性为后盾的“硬权力”,对社会资源具有极其强大的操控能力,权力者往往会由于制约机制缺失和监督力量孱弱而放大自己偏好,以至于一些官员以个人的偏好取代政府组织及社会的偏好.预防、纠正和克服政府偏好偏离公共利益的倾向,成为政治伦理构建的一项重要使命,需要从政府决策过程优化、民主政治消费模式拓展、公民精神以及公民社会政治文化弘扬等多个层面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构建偏好转换的政治伦理环境.     

公共健康伦理的公益性原则刍议

从厘清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的关系出发,基于相关概念演变、理论研究现状、伦理价值"目的善"的角度论证凸显公共健康的核心地位。谈及公益性是公共健康伦理研究内在的价值追求,但公共健康实践中存在着公益性缺失特别是时下热点事件发生所暴露出的问题更是说明公共健康伦理强调公益性的伦理正当;同时强调公共健康的公益性对于体现人的尊严、缓和伦理冲突、维护社会正义又具有伦理应当性。为此,试从重视伦理冲突和解、责任共同体建立、关注国民健康素养提升等方面探索公共健康伦理公益性回归的突破口。     

走出行政伦理困境——一个交往理性的解释框架

在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中,行政官僚会在三个 不同的层面上遭遇无所适从的伦理 困境。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伦理困境大多根源于价值来源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之间的不可调 和。在行政活动中,产生于组织、法律、政治以及道德等不同视角的多样性价值之间缺少相 互化约的有效手段,当它们在一个缺乏合理的交往结构中相互碰撞时,冲突就产生了。因而 ,解决行政官僚的伦理困境需要重建政治社会的交往秩序,通过将他们安放在一个以商议性 原则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框架内,不同价值要求之间的冲突可以根据依此而生的一个民主程序 和“词典式序列”而得到有效地解决。     

流行病防控的伦理分析

目前学界对流行病防控的伦理探讨尚十分欠缺,而现有的生命医学伦理学理论不能较好地解决流行病防控中的伦理问题,应用伦理学亟需对流行病防控做出伦理回应。流行病防控中主要涉及隐私、自由和正义三个方面的伦理问题,亦即个人权利或自由与公共健康的冲突问题。流行病防控对个人行为的家长主义干预,特别是对个人自愿自涉行为的强家长主义干预必须得到伦理证明。流行病防控与社会正义和人权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促进正义与保护人权是流行病防控的应有之意。     

信任的理念:学术资源回顾与管理伦理定位

信任的体征结构隐含于心理、制度和经济三个层面:其一,源自人际交往的个人心理和人格特质;其二,一种简化复杂性的系统机制或基于制度的确信,以及对自然和道德秩序的坚持和履行的期望;其三,一种理性算计或者理性选择,是经济交易不可缺少的公共品德,是创造经济社会繁荣的社会文化资本。信任的管理伦理定位,展现了信任作为管理的伦理条件的四个维度:伦理—经济维度;伦理—运行维度;伦理—心理维度;工具—价值维度。     

论忠诚之为政治伦理美德

"忠诚"是政治伦理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儒家的忠诚观构成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观念构架。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忠诚理论必须归复孔孟的人际对等性与政治对应性的内涵。以这一内涵为基础,便可以明确当代政治实践中的行政个体与民众、上级、良知等具体忠诚对象之间的关系定位。政府的权力源于民众权利的让渡,因而,忠诚于人民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忠诚于上级则是有条件的理性服从,忠诚于道德良知则是忠诚能否实现、行政个体是否具备政治伦理美德的重要的衡量尺度。     

公共理性、信仰与信念——从罗尔斯的宗教观谈起

20世纪美国伟大的政治伦理哲学家罗尔斯去世了,人们在怀念中不禁回顾罗尔斯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纵观罗尔斯一生的学术思想轨迹,公共伦理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或隐或显地是他的关注中心。这不奇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宗教战争和宽容原则的诞生;而且,理性、信仰、政教分离、道德与基督宗教的关系等等,一直是美国公共政治文化     

国家治理的技术场景:理论反思和话语重构

在行政场景中,技术理性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方面和生产力基础。公共管理在政治行政二分背景下,移植了管理工程的技术叙事,以技术效能实现既有格局的意志和利益,并通过科层组织基础、公共性粉饰和制度主义进一步强化和美化了技术的神话。公共管理对技术认知和实践有诸多偏差,应当从系统工程和复合时空的视野建构行政的技术理解框架。行政、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角力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外部格局,政治性、统治性、公共性、技术性、责任、秩序和治理方式等复合理性构成了内部格局。行政技术是国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方式,是政治和公共性等价值的实现途径,是制度形式的文明基础和实践途径,也是国家事务的管理工具和公共事务的服务手段。总体说来,行政的技术是实现行政、政治和社会连接的作为空间,也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实现途径。     

医改的逻辑与利益集团的阳光博弈——兼谈美国医疗保障制度演进中的博弈规则

医疗体制改革本质上是社会公共财富的再分配,伦理上涉及社会公正与正义,经济与管理上涉及各个阶层、利益集团的逐利博弈和理性之间的平衡张力。通过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医疗保障立法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的交锋和妥协,尤其是代表美国医师利益的美国医学会在历次医疗保障立法程序中的诉求,揭示医疗制度改革的社会化流程,方案的精心设计是最重要的,当要取得社会共识,必须开放利益集团的"公堂博弈""舆论争锋"的空间,以便为后续实施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