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刘智的天道思想探析

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学通四教"的回族学者,包括清初的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马联元等,还有咸丰同治年间的蓝煦、马德新等人。他们既精通伊斯兰教义,又通晓儒家、道教、佛教的思想内容。他们将"天方(阿拉伯)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     

《太极图说》思想在清代伊斯兰哲学中的运用

《太极图说》是宋明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代表作,他将宇宙生成过程以太极图的形式表述,并以文字进行解释,开儒家系统探究宇宙天地和人类生成之先河,对清代回族穆斯林学者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清代回族穆斯林学者借鉴和运用了《太极图说》的论证方式和学说,将宋代理学家的思想吸收与融合,并运用其中的"无极""太极""阴阳""动静""五行""四时""人极""修之吉、悖之凶"等术语、理论和思想,以阐发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宇宙观和人生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世界伊斯兰哲学。以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为代表的一大批兼通伊儒学说的回族穆斯林学者,通过著书立说"以儒释伊",承担了把中国理学思想和伊斯兰文化哲学体系融合并推进到更严密更高层次的历史使命。     

略论陆王心学在马一浮哲学中的地位

马一浮与梁漱溟、熊十力被誉为现代中国的三大儒,他们三人均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继往圣,开绝学,是他们三人共同的信念。然而他们的思想方法,理论结构又各不相同。后人有“马重在‘尊德性’,熊重在‘道问学’”之说（杨玉清：《关于熊十力》,《玄圃论学集》）。这个说法大体上符合事实。马一浮生前对熊十力、梁漱澳有过评论,他评梁漱澳“只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评熊十力“骛于辩说而忽于躬行”（梁培宽《先父梁漱漠与马一浮先生》,《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从这些评论中可以体味出,马的思想路确乎是重在“等德性”,他…     

晚清寓华新教传教士的儒学观——以林乐知在上海所办《万国公报》为中心

晚清来华以林乐知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和态度存在着“合儒”、“补儒”、“批儒”、“代儒”等环环相扣的四个层次,其中,“合儒”是一种文化策略,“代儒”———基督教征服中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补儒”、“批儒”则是从“合儒”到“代儒”之间的必要手段和桥梁。西教士对儒学中的缺陷、不足和劣根性等批语是完全站在西方人立场和基督教的角度进行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对动摇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教育和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不无助益,因而在近代中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作用。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以明代为例

<正>明代中后期，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中国穆斯林学者发起的经堂教育、以儒诠经等运动，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会通，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实践经验。一唐宋时期，来华蕃客及后裔除少部分在官学接受教育外，其余多在专为蕃客设立的教育机构“蕃学”中学习，     

中国伊斯兰哲学的几个主要特点

正明清之际,穆斯林学者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等人,将伊斯兰哲学的内容与儒释道思想调和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中国伊斯兰哲学,会通伊儒佛道,它有伊斯兰教义哲学的信仰本质,但就其哲学之命题、范围、结构、话语、价值来说却又是很儒家的。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牟宗三先生对哲学慧命的疏通与开发──牟先生铸造学术新词之意涵述解

本文就牟先生半世纪来所铸造的学术新词,择要地加以述解,以证见牟先生对哲学慧命的疏通与开发。一、中国文化表现“综和的尽理”与“综和的尽气”之精神,西方文化表现“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而科学民主属于“分解的尽理”（中国文化必须补足之）。二、“理性的运用表现”是生活、是智慧、也是德性。“理性的架构表现”则可成就科学民主（中国必须学习之）。三、中国传统政治“有治道而无政道”：对治权之运用有轨道、有制度。但对政权之移转则欠缺客观之轨道与制度（故须学习且建立民主政治的体制）。四、“良知自我坎陷”一语,乃面对科学知识问题而提出。目的在讲文化,而不是在讲理学。五、理学分系,取决于各家所讲之“性理”有全义与偏义之别。全义之性理“即存有即活动”,偏义之性理“只存有而不活动”。六、正宗儒家走“逆觉体证”之路,属纵贯系统、自律道德。荀子、小程子、朱子走“认知摄取”之路,属横摄系统、他律道德。七、“心”可以开“二门”（两层存有论）,一为“真如门”（本体界）,一为“生灭门”（现象界）。中国哲学优于前者,西方哲学优于后者。今后当互融互摄,相资相益,以求中西会通。     

元代伊斯兰教对儒家思想的融会

<正>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哲学、教法、教制、历史、文化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最突出的当然是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用宋明理学阐释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通常称为“以儒诠经”。     

《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序

1985年11月,在我的故乡湖南湘潭召开了首次全国老子学术思想讨论会,那次会议在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突出地提出并讨论了老子和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针对海内外颇为流行的“儒家主干说”和八十年代重新泛起的“复兴儒学”的主张,部分学者根据历史事实,在会上大讲“儒道互补”,并明确提出了“儒、道两家思想共同构成了名源汇流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主干”的论点(参见《求索》1986年第1期)。在会     

欧阳竟无的内学研究与其孔学再诠释

在近世佛教思想以及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欧阳竟无先生（1871－1943年）是致力于研究、弘扬■传唯识学的著名佛教学者。1911年杨文会居土（1837—1911年）去世后,欧阳接替文会,主持金陵刻经处的佛经校刻事宜,1922年复创立支那内学院,节节贯通阿含、般若、瑜伽、涅■等“佛学四科”。三十年代以后,竟无先生又本其于内学的心得,回过头来重新解读孔学,因而有“孔子真精神”的提出,以及真孔学的再抉发。欧阳一生所学,可以真佛、真孔两大观念来概括。真佛,诠释内学之实旨;真孔,诠释孔学之本义。可是,在不久前召开的金陵刻经处130周年…     

明清伊斯兰学者存在论发凡北大核心SSCI

“存在”原初为古希腊哲学概念,在文明交流中进入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并成为伊斯兰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明清的中国伊斯兰学者,在“以儒诠经”之汉文著述的历史活动中,参与了对“存在”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此历史活动,以伊斯兰“存在论”为核心资源,运用中国文化的语用表述方式,建构了风格独特的中国伊斯兰唯心主义存在论。明清伊斯兰学者的存在论,展现了伊斯兰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的交流,体现了伊斯兰教在思想层面的中国化历史。     

港台文化哲学述要

港台文化哲学研究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仅就港台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作简要介绍。一　如何理解文化哲学唐君毅先生在《哲学概论》中专设一章讨论文化哲学。他指出 :“文化哲学一名 ,乃中国古所未有。然礼记之论礼乐各文 ,乃经解之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 ,即皆为文化哲学之讨论。而除经子之书以外 ,历代史书 ,如礼书 ,乐书……艺文志 ,刑法志等之叙言 ,其论礼乐等之文化之意义与价值 ,多原本于性与天道 ,旁通于治乱兴衰 ,即皆文化哲学之论也。”此论可以说是唐先生对中国文化哲学之源的揭示。“清人章学诚著文史通义 ,更…     

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的思想

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张商英当理学兴起之时,回应欧阳修、二程的批佛言论,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鼎足而立,不可缺一。认为三教均有补于治世。一定程度地看到儒家治世思想之流弊,提倡以佛法、道书济儒教之穷。从他一再把儒学称之为"吾儒"、"吾教"而言,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儒为主来调和儒佛、融合三教的。     

《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评介

近几年来,佛、道、禅均为人们关注的研究热点,尤其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由于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独特的风采,引动了千万人之心,社会上兴起了阵阵“禅宗热”。然而,观览书市上种种谈禅之书,或“禅外说禅”,泛泛而论;或大量翻译日本学者的论禅之书,未触中土禅法特质。如何把禅宗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放到中外     

从明清时期经堂歌看伊斯兰教中国化

正一、明清时期经堂歌的由来经堂歌始于明代中期,是当时的中国穆斯林学者针对"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状况,采用"伊儒会通"的方式,将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融合,创作出的一种"俗言浅义兼白话,愚夫幼蒙易通达"(清·李复真:《穆民劝善歌》)的民间歌谣。经堂歌是伴随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以儒诠经"活动的开展而逐渐形成的。     

从伦理观到心性论──契嵩的儒释融合学说

从伦理观到心性论──契嵩的儒释融合学说魏道儒在融合儒释关系的佛教学说史上有两个集中探讨的方面,其一是伦理观,其二是心性沦。北宋禅僧契嵩（１００７－１０７０）兼顾两者,开辟了儒释融合学说的全新阶段,并确立了后世正统佛徒认识两教关系的基本原则。从伦理方面...     

论孟子的主体哲学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的理想是“哲学王”,建立理想国。大约与相拉图同时的孟子（公元前％5一前804）则向往“道德王”,实现仁政。西方人追求智慧与幸福的统一,中国人追求道德与幸福的一致。西方人关注认知主体,中国人则重视道德主体。从东西方同时代的哲人对不同“王”的设计中,也能窥见出中西两大思想主流的分野。孟子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承上启下的思想家。他上承孔子思想之统绪,下启宋明理学之端倪,直接从人之内在心性出发,发掘他所理解的道德主体的价值源泉和实现方式。如果说孔子所确立的更多地表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日本哲学

主持人手记：石田梅岩（1685--1744）是德川时代（1603--1867）杰出的庶民思想家,他创建的町人哲学——石门心学,成为日本近世哲学史上独具特色的篇章。德川时代历时200多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从哲学思想史上看,此间创造出独自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辈出。儒学内部分化出朱子学、阳明学、古学等学派并开始本土化建构;神道在吸取儒佛思想基础上也着手其理论化论证,佛教则通过吸取世俗伦理道德而更加世俗化,国学、洋学等在理论上也都各具特色。在纷繁的德川思想谱系中,在野思想家的出现及其提出的具有活力的思想理论,给德川思想增添了奇光异彩。石田梅岩建构的町人哲学是其典型之一。     

中国哲学身体观研究的三个向度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身体观的研究,综述性文章主要有三篇:先有中国台湾学者黄俊杰所著《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后有中国大陆学者周与沉的《中国身体观研究述评》,再有中国大陆学者李清良的《中国身体观与中国问题——兼评周与沉〈身体:思想与修行〉》一文。观此三文,黄文展现了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身体”的三种定位,即: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之呈现的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1]周文从比较文化、医学、道德、政治等四个角度对中国身体观研究进行了概括。[2]而李文则提到了中国身体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