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天命”与“仁”

孔子的"天命"内涵有两个维度:一是以"德性"的形式落实在个体生命中;二是作为"使命"为个体所感悟而成为其人生动力。这两层含义都与"仁"密不可分。"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性,其道德力量和自我创造能力成就了"天命"的权威性和原发性。作为外在的力量,"天命"的意义是以一种难以抗拒的道德命令促使个体去实现"仁"的内在要求。于是,"天命"和"仁"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贯通。当然,完成这些需要"仁"能够自由地呈现自己,也即个体的性情能够自由发挥。自由的性情不仅能够展现"仁",从而实现个体与天地的和谐共在,同时也能让个体真切地体会到"天命"的存在并主动承担之。     

敬畏使生命神圣

正敬畏可能是当下国人最稀缺的一种情感了。"敬"是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而"畏"则意味着对生命的警示和自省。它是人类面对神秘的宇宙和必然的死亡所诞生的一种大智慧。儒家是强调敬畏的,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畏天命"是核心理念,有了这个基础,此后的     

儒家“中和”思想对“天命”的开显

在儒家思想中,"中"是万物之性得以恰当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是不同事物按照一定方式结合时所呈现出的内在精神。因此,"中和"在客观上可以看做一种标准,此标准规定万物呈现其性时不仅顺畅自然而且与他物互相协调。同时,"中和"在主观上可以看做本心的呈现方式,为本心转化为道德行为提供原则。天命内涵中不仅包括天地生生之道,也包含个体对于自我生命的感悟。对物来说,天命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对人来说,天命除了表现为自然禀赋之性外,还包括其内心对人生使命、生命归属等的感悟。因此,"中和"一方面会给予物以恰当发挥其性的条件,另一方面则保障人能够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中和"能够从两个方面最大程度地开显"天命"。     

天命·仁·正名知言——孔子思想散论

从根本上讲,孔子思想学说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生命哲学.“天命”观、仁论、政治一文明史观、正名知言说是支撑起孔子生命哲学大厦的四大支柱.孔子“天命”观把人的政治生命活动和政治生命存在作为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最高的和理想的形式.孔子仁论探讨了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本质上的分裂性和辩证地复归于整全的可能性,仁本身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既分裂又统一的矛盾性特征.以“文质彬彬”为理想社会目标的政治一文明史观,是孔子“天命”观和仁论的中介,也是使二者成为可能的历史一现实基础.孔子从人的政治生命活动和政治生命存在现实中经验到和体悟到的、并且理性抽象而来的正名知言说,是孔子生命哲学的归宿,并且使孔子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高度重视语言对于存在的意义的哲学家.对《论语》中孔子言语的理解,关键在于解读者个人的本己性体悟,引经据典式的解读不能激活孔子生命哲学、从而使其具有此在当下性质.     

孔子“畏天命”新释

孔子天命思想与仁的思想有内在的联系。天命具有崇高性和权威性,仁具有德性的生发力。天命是仁的超越的、外在的表现方式;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的生命之源。因此,在形式上,孔子畏天命是因为天命具有道德的至上性,而在本质上,天命对人之成德所具有的促动作用是因为仁的内在动力。因此,孔子敬畏天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实现内在仁德要求时所产生的紧迫感。     

孔孟儒家的“性”的理念及其话语权力膨胀的后果

一在孔孟儒家的终极伦理观念中,以天所赐之正命为人之性是立命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性”就是指对天所赐之正命进行认同性领悟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动词就是指人对终极伦理的领悟,就是指人自觉自愿地与天命建立起积极的关系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名词实际上是终极伦理的内在化和理念化。《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并不是说天所命令的某种东西就是性,而是说天命这件事本身就是性,天命这件事本身就被认同地领悟为性。孟子由心说性,但也清楚地领悟到性与天命之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因…     

不可言说的困境与张力:孔子天命、鬼神及生死观探析

天命、鬼神及生死观构成了孔子超验世界的基本内容。其中,"天"是孔子超验世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孔子看来,上天不言,以自然征象表达天命意志,为人者应仿效上天,则天而行。天命是孔子的精神信仰,是他生命的源头活水,坚信"天生德于予"的孔子,始终保持一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并为之奉献一生;鬼神世界是孔子超验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他"心期"与盼望的对象,但其鬼神体验却难以名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主张"敬而远之",从而避免了人对鬼神在情感上的执着和实践中的迷恋;孔子坦言生死,却悬置彼岸,他不谈死后世界,由此决定了其思想的非宗教性;"亲而尊"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超验世界的和解。     

孔子论“美”及相关美学问题的澄清

《论语》中"美"的字义主要为外观形式之美,而孔子所认同的美为形式之美与内容之善相互结合的美。以实用的观点来评价孔子的美善合一是一种理论的误判,因为孔子的美善合一观是一种内在价值的结合,或者说是一种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内在目的性的结合。道德价值在艺术活动中的引入无可非议,相反它能使艺术的体验从情感的形式快感提升到更为广阔的、整全的、有机的生命境界。就孔子美学研究方法而言,确实不能仅仅抓住一个"美"字,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美学研究是离不开"美"这个字的,可以从"美"这个范畴开始研究中国美学史。     

“学文”:“文”境域的构建 ——基于《论语》“学文”的研究

在《论语》中,孔子通过自身的生命实践及切己的体察和观照来勉人向"学",具有生命历史感的孔子肯定了"文"的价值,把"学文"作为人终其一生的人生实践。"文"作为成全人的生命的真实的礼乐文化全体,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已经失去了人的心性根基,不能上达天命而被形式化了,已经失去提升人性、开发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力量。孔子秉承尧、舜、禹、周公及文武之德,试图基于人心性的根基去构建宏大的整体"文"境域。这为现代社会个体的心性修为和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心性之学”与无神论

中华民族具有无神论的文化传统,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性之学"。它产生于我们对人的"天命"的追求;要想实现人的"天命",人们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对"天命"的追求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我们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则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所以就应当继续坚持儒学所开辟的正确方向,深入认识并实现人的"天命"。     

理解夫子之仁——论孔子仁学思想的三重视角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在于仁。孔子仁学思想作为一种宏大精深的体系,其意蕴十分赡博,我们应该从三重视角来理解。第一重视角是个人人生的道德智识修养,这体现的是"君子之道"。第二重视角是社会事功,确切来说,就是治理"天下"所取得的效果,这体现的是"为政之道"。第三重视角是华夏文化,可以概括为"文化之道"。它既关乎中华民族精神命脉之维系,又关乎华夏族与蛮夷之区别。这三重视角虽有所区别,但它们又环环紧扣、互相阐发。在孔子仁学论阈中,一个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夏族生命主体应该兼济"天下",他要致力于开发社会事功,并且乐于为发展和弘扬华夏文化作出应有贡献。在孔子之前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事实上,孔子仁学思想的超越性也是在此,而且比前说更加具有概括性、整体性和理论性。     

论孔子的天命、人性及政治价值依据

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对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由信仰、怀疑直至超越的历程,经历了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的过程。在人性论上,孔子作为“人性”理论的首倡者,奠定了以后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叙述和理解的基调,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后来的孟子、荀子将人性问题从善恶两个方面做了极端性的发挥。本文指出,由于受殷周以来传统政治思维模式的影响,孔子把其天命论、人性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政治价值依据。如果说天命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外在价值依据,那么,人性则成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依据。孔子的思想体系正是寻找到了具有超越性的两大价值依据,因此,不但具有了超稳定的仁—礼政治结构模式,而且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与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     

从孔子的境界说看儒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即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学说,在这样一种学说中,心灵境界说或精神境界说是最有特色、最值得重视的部分。这一点,在儒学开创者孔子的学说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人们经常说,孔子是一位政治伦理说教者,孔子的学说是政治伦理型哲学,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真正说来,孔子学说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     

从《论语》的“界限”看孔子遗说的分类编纂——兼及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史证价值

传世的、可信的孔子遗说,并不限于《论语》一书。相反,《论语》只是孔门后学纂集孔子言论学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该书只是为了收罗弟子所记的日常生活中孔子的言论而编成的,它排除了孔子的典籍讲授课堂的内容。在《论语》之外,存在着记录孔子专门的经典说解文本。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孔丛子·记义》中的孔子论《诗》,就是孔子诗学课堂和遗说存在的明证。那种以为孔子学说以《论语》最可信据的主张,恰好受了该书"编纂界限"的误导。     

“天命”与“天道”——春秋时期“天”崇拜观念之嬗变

自西周晚期开始,"天命"观逐渐超脱于政权的含义,转化为个体生命祸福的依凭,"天"与"人"建立了普遍的联系,"天命"开始具有恒常之"道"的涵义,个人无法逃遁的命运意义由此而生。恒常之"天道"因其规律性成为可被观察解读的对象,星占之学至迟自春秋早期始即在列国中流行,成为据"天道"以知人事的理论依托,掌握天文、熟识史事的史官则是演释"天道"的新兴群体。不再为天子所垄断的"天命"由于解读方式的多元化,变得错综复杂甚至任人阐释,致使当时的信仰世界并不存在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天命"或"天道"观念。     

殷周之际“以德配天”的提出及其对孔子天命观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殷周之际宗教观和政治理论的分析,认为孔子对鬼神天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肇源于周公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德配天思想的实质乃是将过去人们对天命的重视转移到人为的修德,是理性对感性的替代。孔子对周初"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旨在强调德或仁的重要性,而认为只要一个人尽心于仁德和职分,不祈求天命而天命自至。这样,天命成为人为修德的一种自然结果。故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强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特色,即虽敬奉鬼神,但从不因迷信鬼神而置人为努力于不顾。     

圣凡之间:孔子的生命境界问题及其展开——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的诠释史为中心

《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本是孔子自述的"学而知之"之序。然而,随着孔子"圣人"形象的逐步确立,魏晋之后的诸多学者认为"生而知之"的孔子之所以降格陈述这一"学以成圣"过程,意在通过"隐圣同凡"的方式"为学者立法"。问题在于,虽然"隐圣同凡"的"退讬"策略消解了"学知"与"生知"之间的张力,却有割裂圣人之言与行、为人与为己的危险。因此,"圣道无隐"的"亲证"原则在其他一些学者那里又被重新确立起来。但"圣道无隐"也蕴涵着一个内在难题,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是否"恰好"意味着孔子生命境界的"至极"?对此,张载的解读指示出孔子生命境界的"未尽"之蕴。     

孔子“义利之辨”发微

"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乃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衡估与裁断"利"的问题。具体说来,由孔子所开启的"义利之辨"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     

先秦儒道两家论“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的不同进路

孔子将"仁"的德性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孔子及其弟子将在家庭中实践孝悌之伦看作实践仁德的出发点,进而看作建构良序社会的出发点。孔子及其弟子对"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两个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与良序社会的内在关系。与儒家的这一思考路径相反,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重要继承、发扬者庄子,更加重视"道序"的作用,以及人对"道序"遵守的重要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道家提出每个人都应当"尽性",在"做人的起点"上,更重视个人生命之于政治活动的基础作用,认为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应当奠定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儒道两家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的理论回答并非完全过时,而是不够充分。这两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在现代新的思想维度里对其进行重新思考。     

春秋思想的过渡性质与老子孔子学说的诞生

春秋时代思想文化具有从天命神学向诸子学说过渡的性质，老子学说和孔子学说的诞生是过渡完成的标志。老子和孔子所处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基本相同，但两人的致思方向不同，创立了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成为两位各有不同贡献的思想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