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尚书学析论

在治《尚书》上，朱熹既以对古文的考辨疑黜，影响后世的《尚书》辨伪甚大，又通过阐发《大禹谟》“十六字心传”，对理学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这两个突出的方面又共存于朱熹的尚书学思想体系里，既体现了朱熹经学重考证，以探求经文之本义的特点，又表现出朱熹经学断之以义理的时代特征。其经学与理学相结合，治经为理论创建作论证，显然不同于为考据而考据的清代汉学家。虽遭到后来学者的批评，然亦不可完全否定其思想存在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

王廷相提出道寓于“六经”的思想,以“六经”为载道之文,强调求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并尊孔非孟,批评宋儒之学。以维护孔子及“六经”的权威来降低孟子、朱熹及“四书”的权威和重要性,修正朱学的流弊,这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王延相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     

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及其意义——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

“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揭橥的考据学方法论,乾嘉以来成为汉宋之争的一个焦点话题.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可以清晰考察钱穆汉宋观的演变.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早年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晚年则逐渐转向温和的认同,这反映了他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基...     

王充经学观论略

王充经学观论略庄大钧王充尊经书而不尽信其言;尚经学而主张超越之进行创造;对经学现状深为不满,其治经方法论独具特色;将经学看作一个开放、发展的系统,反对死守旧经,主张创造今经;要求经学由空疏繁琐、为学而学向实际应用转化,表现了经学各种势力在斗争中融合的...     

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

一在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中,顾炎武是唯一被后世公推为清代朴学之开山祖的大家,毫无疑问,这位继往开来的学术领路人,是我们由以揭开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之谜的关键人物。《四库全书提要》论明清学术之异曰：“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四库全书提要》卷十六经部,诗类二《毛诗稽古编》,第一册）此中“明代说经”云云乃显指明代理学（主要是心学）而言,“征实之学”则指清代朴学。据其所云,明代理学与清代朴学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其学风的不同──前者“虚…     

向往在乾嘉之间——叶德辉《经学通诰》析论

《经学通诰》作为叶德辉在经学方面的代表作,是研究晚清民初经学演变史的重要文献。《经学通诰》纵论清代经学的源流,总结了乾嘉学者治经的方法,从经学史的角度反击廖平、康有为的学说,同时也开列治经书目以回应《书目答问》。     

论顾颉刚走出经学羁绊语境中的以史治易

明代王阳明与清代章学减都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史代易的治易流派,20世纪顾颉刚踵其后,但顾氏作为一个现代知识人,与包括王阳明、章学诚在内的所有传统知识人不同,他冲破了经学羁绊的语境,顺应了经学终结并走向科学化的趋势,开创了一个以构建上古真史为目标、探求真知为信念、转经为史为识度的以史治易的新范式.     

论崔述与朱熹学术之关系

崔述是清代中期的一位经史学家，他生当乾隆、嘉庆之世，其时为清廷提倡的朱学派在思想界较之清代前期更为根深蒂固。与此同时，汉学也因开设四库馆而在学术圈内称盛一时。一般而言，清代的汉学家继承朱基的知识主义传统，重视经典的考证，而来学家发挥朱善的义理之说，轻视对史料文献的考证。尽管在乾嘉时期钦走的程本理学已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汉学同时也发展到鼎盛阶段，其时“许郑之学大明，治来学者已鲜，说经告主实证，不谈义理。”（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由于汉、来两派同时为清廷所嘉许。所以，清…     

从茶山经学看其心性论

茶山丁若镛是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留下了丰富的经学资料。他的经学诠释体制脱离了以往朱子理学形而上的层面,注重现实和实践,同时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他的心性论从具体的现实和个体的自律性上来重新认识人,从而确立了其哲学思想的实学依据。他认为心是人的主体,性是心之嗜好。人心虽然有这种嗜好的倾向,但现实中的善恶取决于心的自主之权,心具有自律性。他反对性理学中本然和气质之性的分类,认为在本然上人物性是不同的,在气质上人物性又是相同的。在四端和四德的关系中,与性理学者的“德内端外”不同,茶山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然是先天内在的,而仁义礼智四德则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后天性的存在。     

近代经学的形式和内容

近代经学以复古的形式表达创新的内容。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与统一,尤其突出了它的时代特征。仅就形式而言,近代经学继乾嘉时期复东汉之古以后,先是复西汉今文之古,继而复先秦诸子之古,最终又转向金石之学而复殷商之古。此时的经学大师又多承乾嘉请老之遗韵,也以考据、小学为治经之途。因此,近代经学在形式上表现为各种学派并存、交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大致说包括有：今文经学的崛起,乾嘉考据之学的发展。诸子之学的复活与优劣异同的比较;理学趋于汉家兼容而从旁路摸入以及考古学的勃兴。一、今文经学的崛起近代经学从形式到内容最显…     

“求真是之归”与“求是”——新安理学思想理论特色及其治学特点初探

新安理学 ,是指由徽州籍理学家为主干所组成的、尊奉祖籍徽州婺源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为开山宗师 ,以传承和光大“朱子学”为宗旨的理学学派 ;因古徽州府治旧称“新安” ,故名“新安理学”。新安理学 ,源于南宋朱熹 ,中经门人生徒、私淑弟子的传承护持、旁征博引以求其真乃至超越门户、回归本经以求其是的发展演衍过程 ,其终结者为戴震。新安理学的演衍流变 ,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派内部围绕“朱子学”的传承关系而展开的思想理论的矛盾运动 ,表现为初始的护持宗本、归本返宗 ,进而由本诸经典、而求真是之归 ,终因戴震提出本经求是的治经旨归而变…     

论李光地“六经皆理”思想CSSCI

李光地是清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承继程朱理学的同时,强调汉宋兼采,融汉学于理学之中。李光地的"六经皆理"思想是其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其一,提出"六经皆理",强调六经的义理价值。"义理"指百姓日用、修齐治平之理,具有较强的实践精神。其二,治学路径为"尊经明理",从经学原典中发掘、阐释义理。其三,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提出"求理于经"与"取证于经"两种理路,以经学考证来解决义理问题。     

论李光地“六经皆理”思想

李光地是清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承继程朱理学的同时,强调汉宋兼采,融汉学于理学之中。李光地的"六经皆理"思想是其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其一,提出"六经皆理",强调六经的义理价值。"义理"指百姓日用、修齐治平之理,具有较强的实践精神。其二,治学路径为"尊经明理",从经学原典中发掘、阐释义理。其三,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提出"求理于经"与"取证于经"两种理路,以经学考证来解决义理问题。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论清代《四书》学的学术转向与道统传承

清代考据学以实证方法治经,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理学末流日益走向空疏的弊病。但是,经学的实证化经历了一个由技到学的过程,工具理性不断向价值理性渗透,新的经学体系得以建立。在清考据学中,最能体现学术界思想变动的是《四书》的治学活动。学者们从字词训诂入手,群经     

经学时代下的清代学术观--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札记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全书共分上下两篇,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即上篇“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下篇则“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2—493页)按着这种划分,清代学术理所当然地被置于经学时代之下。冯友兰讨论清代学术主要围绕着道学(宋学或广义的理学)的继续和今文经学两个问题展开,检视所论,其中不乏卓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本文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时贤。一、道学的继续讨论清代学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与宋学的关系。冯友…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木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董仲舒《公羊》学方法论

西汉经学首推《公羊》。《公羊》大师最著称者 ,非董仲舒莫属。董氏能从《公羊》中发挥出自己的学说 ,与其方法密不可分。他的这一方法 ,在西汉今文经学中极具代表性 ,更给其后二千年经学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大凡在经学义理方面有所成就的经学家 ,都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董氏这一方法。一董仲舒是经学史上借用典籍以言己学的开山人物。他研治《公羊》 ,不是为了墨守其学 ,而是要借以建立自己的董氏《春秋》学。他的治经就不可能以文字训诂为主 ,“我注六经” ,而只能是“六经注我” ,以解经来灵活地阐发己说。《公…     

经学与理学之间的戴震

戴震身为反对理学形上学的主要代表,却深受理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他采用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理论结构,确立了人的内在性——"血气心知"与世界的外在性——"气化流行"之间结构上的同一性,并由此建构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同的是,他把这种同一性的基础,由宋明理学的超越本体转变成了经验性"阴阳五行"的"气化",由此实现了对于人的欲望的肯定和对于经验性知识的容纳,即对于"应事"的要求,实现了儒学的世俗化和知识化转向。然而,离开了作为本体的天道,秩序的肯定与建构就需要求助于"经学"传统对于"经"的权威的承认。天地之道,就蕴含在圣人的经典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经学的研究就成为了解圣人之道的最直接的途径。戴震在理论上重新证明了经学的重要性。因此,戴震的理论是在经学与理学之间,依附于经学的权威性,采用了理学的理论结构,建立起来的一套新的儒家理论体系。     

《周易》象理无隔视野下的船山经学观

王船山学宗张载,以易学为入路构建起形上学体系。他从易学最基本的象理问题出发,提出了“《易》之全体在象, 象理一体无隔”的易学基本理念,并据此导出“即象以见理”的易学方法论。他以此象理无隔的易学视野和方法来统摄《六经》,进一步得出了“《五经》皆象,《易》统其理”的经学观,并主张治经要以训诂为根基,以义理为标的,从而使他的经学呈现出汉宋兼采并治的学术特色。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