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理论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的新认识

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是研究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关键。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完全适合论”以及后来的“自动适应论”,使苏联理论界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否认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或者赋予矛盾以消极的含义,从而不把社会主义矛盾的辩证法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导致思想上的保守僵化,政策上的严重失误和经济发展中的停滞不前。通过五、六十年代批评“完全适合论”和八十年代批评“自动适应论”,苏联理论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研究有了重要的进展和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与政教关系

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国家出现了严重危机,其主要源于苏联的政经体制及各种政治运动。根据战后情况的变化,斯大林从实际需要出发改变了对宗教的政策。宗教迎来了"二战"后的"繁荣发展"时代。其更深远的意义是开辟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如何对待宗教的正确路线的先河。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这一举措,谴责声不断,认为他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其实,无产阶级对宗教的正确政策和立场,正是从斯大林改变宗教政策开始的。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苏联模式

1917年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所需条件,但是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布尔什维克从俄国实际出发,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曾经对苏联的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科学技术有了革命性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作为最重要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要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相应改变,斯大林模式丧失了历史合理性。发动改革告别斯大林模式是必然的,以什么方式告别具有偶然性,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新科技革命没有终结社会主义,相反,它为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前景。     

对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定义的置疑

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的定义,孙冶方同志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认为斯大林的定义与恩格斯的定义是不同的,并指出斯大林的定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本刊收到蔡俊生同志的文章,他赞同孙冶方同志的观点,并作了阐述。我们发表他的文章,以期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在过去十年中,苏联共产党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非常重要的贡献。党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大胆揭露以及对其有害后果的坚决斗争,是这一发展的重要前提。因为个人迷信束束了创造性的思想,产生了教条主义,从而阻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过失。党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论断在理论上的没有根据和实践上的危害性,驳斥了他的科学权威的“不容争议性”,     

编后记

本期在第一栏里选译了两篇专门“批判”斯大林的理论的文章。一篇是《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的社论,它以阐述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为名,比较系统、全面地批判斯大林在国家理论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同时在民族问题以及苏共党纲与苏联宪法的关系问题上也对斯大林作了批判。另一篇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A.科尔曼写的,他对斯大林关于不可     

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的辩证法问题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文件中,在党的新纲领中,探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和上屋建筑理论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经验的全世界历史意义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基础和资本主义上屋建筑的危机的新阶段问题。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文件中,非常注意全面展开共产主交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展的前景和发展的规律性。这也就是本文的主题。个人迷信的恶果的彻底消除,是迸一步创造性地发展基础和上怪建筑理论的最重要的条件。众所周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一著作中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错误原理,这些原理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我国报刊上公正地受到了批判。《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已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再思考

尽管苏联解体已逾十年,但研究斯大林模式,特别是认清它的弊端,仍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斯大林模式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探索不相一致,从长远看阻碍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实现。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东欧和苏联近期的事变,导致许多人宣称马克思主义的死亡。那些认为这个讣告太早了的人则宣称,认为那些事变(尤其是就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终结而言)是来自干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这就如同犯了把奥斯威辛集中营与尼采思想相联系的错误。确实,假定明天梵蒂冈突然崩溃,《圣经》还会有效吗?现在这种类比关系多少被夸大了。在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之间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论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毛泽东同志在 195 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195 8年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和 195 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 ,多次就苏联经济学范式论述了经济学和哲学问题。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主编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下引仅注页码 )这些批注和谈话 ,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探索 ,是对经济哲学的重要探索 ,为经济学和经济哲学留下了十分珍贵而又非常丰富的理论遗产。在这些批注和谈话中 ,毛泽东关于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论述 ,不仅对经济学而且对社会…     

论坛荟萃

康文斌:改革是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基本形式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基本形式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并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作出回答,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导致了一系列错误,这种错误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在很长时期里,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推演到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阶段,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造成这种错误在理论上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没有把社会改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谈谈斯大林关于联系的观点

长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中,关于辩证法联系特征的论述是形而上学的。在这些同志看来,所谓联系就是指事物的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     

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性与模式的多样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以列宁、斯大林为领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了苏联人民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大战后,世界上又建立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有不同的历史特点与相异的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都进行过种     

当代中国改革的动力机制和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对这个看似简单问题的回答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未对未来社会做过于细致和详尽的描述而把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留给了后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虽然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但因囿于历史条件而未能对其作出科学的解答。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历史的逻辑终于冲破理论的固有范式而将其纳入常规。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其合乎规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驱动下,改革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完全是自然和自发的,其矛盾运动必然要通过革命或改革这个中介予以实现。这既是当代中国实现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     

论实现政权的机制

今天恐怕没人再否认,苏共27大以后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以及对当时所犯的罪行和错误的分析比党的20大和22大时期要坚决得多,彻底得多。这个质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这一点,即现在认为个人迷信时期所犯的错误不仅是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而且他周围的人也有责任。更重要的是,当前十分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那就     

再论“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答孟庆仁同志

我在《哲学研究》 1998年第 10期发表了《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一文。文中提出 ,列宁没有提出过一国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 ,即认为一国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国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是斯大林提出来的 ,而斯大林的观点是不科学的。孟庆仁同志在《哲学研究》 2 0 0 0年第 9期上发表了以《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是一个过程》为题的商榷文章 ,认为我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 ,并对我的论点和论据作了反驳。我认真阅读和思考了孟文的反驳。但是 ,纵观孟文全文 ,作者对我的反驳 ,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     

苏联哲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几个問題的討論

苏联“哲学問題”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二期發表了斯捷潘年的“社会主义社会發展中的矛盾及其克服的途径”一文(譯文見“学習译丛”1955年第10期)。这篇文章發表后,苏联哲学界对社会主义社会內部矛盾的問题展开了討論,这一討論至今仍在繼續进行。这是一次具有丰富內容和巨大现实意义的学术討論,很值得我們重視。現将討論中的几个問题(不是全部問题)的主要論点(不是全部論点)簡要地介紹出来。以下分两部分介紹:第一部分是关于矛盾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發展的动力的問题;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問题的其他几点意見和看法。关于矛盾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發展的动力的問題,有四种意見:(一) 矛盾是發展的动力或泉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概况

五十年代后期起到八十年代,苏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热潮,有关科学文献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比过去有长足的进步,促成这种新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系统化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主要动力。现代科学革命和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课题、哲学课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回答。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提出打破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深入挖掘列宁哲学遗产的重大任务。七十年代     

评P.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可以肯定,苏联的官僚体制,按其社会地位和作用,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据着统治阶级的地位。”这句话写在1979年一个共产党国家出版的书中,该书对苏联的制度作了彻底否定的清算。这部书的书名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作者弗兰尼茨基曾多年任萨格勒布大学校长。他属于过去《实践》杂志周围的新马克思主义派。在弗兰尼茨基看来,自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制度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变化。他把目前的苏联     

卡尔·马克思在林苞

本文为胡克《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这本论文集中的一篇,在本文中,胡克捏造了一个他自己在林苞会见马克思的荒唐神话,妄图借马克思本人之口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里最露骨地表现了他姿意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它变成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东西,并以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来和列宁主义以及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惯用伎俩。他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说他的“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自由人的社会的发展。”因此,他肯定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社会根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硬说马克思会“认为不可能在俄国那样一个落后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除非付出道德上所禁止的代价”,并骇人听闻地蛊惑人们说:在这种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就好比“用人的尸体来施肥,用血的河流来浇灌”,而硬使“沙漠里开满鲜花。”至于中国要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则他“预告”:“会比在苏联遭到更糟的失败”。而其所以会导致这种不惜付出“道德上所禁止的代价”来建立社会主义的作法,则是因为马克思“没有详细讲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并认为“感情用事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无视手段”,但是马克思“忘记了目的”,而马克思的“错误更严重。”最后,胡克终于赤裸裸地以资本主义辨护士的面目出现,竭力吹嘘西欧特别是美国工人有着比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自由和政治权力”;并认为当今的“选择不在于要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于……决定要更多还是更少的民主机会”,妄图根本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