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视域中人与世界关系的构建——基于“事”的考察

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人与世界关系进行哲学说明与构建。世界的现实形态建基于人所作之"事",人自身也在参与多样之"事"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并获得现实的规定,前者表现为认识世界和成就世界的过程,后者则以认识自我和成就自我为内容。以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为视域,中国哲学中具有综合意义的"事",较之单一的"物""心""言",呈现出更为本源的性质;以"事"观之,也意味着从更为本源的层面理解世界和成就世界,理解人自身和成就人自身。较之狭义"实践"的认识论意蕴与"行"的伦理学内涵,"事"既展开于化本然世界为现实世界的过程,从而关乎本体论之域;又兼涉认识活动和道德行为,从而渗入了认识论与伦理学意义。作为广义的人之所"作",中国特有的"事"哲学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的交融。     

人与世界:以事观之——杨国荣教授访谈

以事观之,主要是从"事"这一角度出发来对人和世界加以理解,而不是对"事"本身做出某种终极的哲学论述。现实世界与真实存在的生成过程,与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人所作的多样之事——无法相分。西方没有类似"事"这样的概念,这表明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意义:中国哲学包含不少其他文化传统所缺乏的概念,后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现实世界和人类生活。就意识层面而言,作为意识主体的自我和作为反观对象的自我之间的关联,实在地发生于做事过程。在事的展开过程中,知识与价值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做事既需要解决做什么的问题,也需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从事的角度来看,儒道两家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不同特点。道家以自然为第一原则,主张"为无为",儒家则更重视参与活动的合目的性。从事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和人,既着眼于大的哲学问题,也关注于伦理学、语言哲学等具体领域的思考。     

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

"心"生成于"事","物"敞开于"事"。由"事"而显的意义则在进入人之"心"的同时,又现实化为意义世界,后者既是不同于本然存在的人化之"物",又呈现为有别于思辨构造的现实之"物","心"与"物"基于"事"而达到现实的统一。离"事"言"心"、离"事"言"物",逻辑地引向"心"与"物"的分离;扬弃这种分离,则需要引入"事"的视域。基于"事"的心物互动,同时涉及知与行的关系。"心"的活动和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引向"知","物"之扬弃本然形态,则关乎"行"。"心"与"物"通过"事"而彼此沟通,与之相应,"知"与"行"也本于"事"而相互关联。以"事"应对世界的过程既关乎"知"("物"通过意念化而进入"心"),也关乎"行"(以不同于观念的方式改变"物"),"知"与"行"由此在本源的层面走向统一。     

基于“事”的世界

作为扬弃了本然形态的存在,现实世界形成于"事"。"事"在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从抽象的形上视域看,与"事"无涉的"物"似乎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然而,以现实世界为指向,则"事"呈现更本源的意义。人通过"事"而与"物"打交道,在此意义上,人与"物"的关系,乃是以人与"事"的关系为中介。"物"唯有融入于"事",才呈现其多样的意义。通过人的活动("事")而形成的现实世界既表现为事实界,也呈现为价值界,而"事"则从本源上为事实界和价值界的统一提供了根据。在理解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避免化"事"为"心",而且应避免以"事"为"言";肯定现实世界基于"事",则既蕴含着扬弃存在的本然性,也意味着承诺其实然性。     

处境与心境——孟子之“见”的伦理意蕴

孟子性善论的证成离不开作为生活背景的"伦理处境",外在的处境是"触发"并"蕴成"内在善性的必要条件。在此"伦理处境"之中,"见"将个体与其他人、事、物直接勾连起来,从而使心性层面的"感同身受"或"触类旁通"成为可能。"见"既构成了一种原发性的生存场域,也传示出一种根源性的存在体验,这种场域和体验能让人们在凡俗而混沌的日常生活之中窥见善性之火花,明察本心之魅力,通达德性之境界。在"伦理处境"与"伦理心境"的交融之中,"见"的伦理意蕴意味着:良心或本心并非超越于生活之外的现成性、抽象化的知识概念,而是内蕴于生活之中的构成性、情景化的伦理态势。     

如何做哲学

"做哲学"的方式在哲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多重形态。在实质的层面,哲学之思展开为对智慧的追求,后者体现为以人观之和以道观之的统一。以人观之意味着从人的现实存在境域和背景出发,以进入人的知行之域为研究和追问的对象;以道观之则意味着跨越知识的界限,贯通存在的不同方面,把握世界的整体,并追问人和世界中的本源性问题。在形式的层面,哲学之思作为以理论思维方式来把握世界的过程,又表现为"运用概念"的思维活动。哲学思想凝结在概念之中,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也通过新概念的提出而实现。今天的哲学思考还需要回到存在本身。所谓回到存在本身,意味着既要扬弃囿于语言逻辑的分析哲学,又要扬弃囿于意识领域的现象学,进而回到具体的、现实的存在本身。哲学之思同时涉及理论与经验、知识与智慧的互动。     

"事"的本体论意义--兼论泰州学的哲学涵蕴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以"道"、"理"、"气"、"心"为本原或本体的,随处可见,亦多为人们所看重与论究,而以"情"、以"事"为本体的,却少有人关切并予检讨.本文认为,泰州学为"情"本论.需要说明的是,"情"的本体论与"事"的本体论是相通的,就像"事"与"情"之连通而成"事情"一样,"情"的本体论又可释为"事"的本体论.如果要作区别的话,那么大体上可以说,情与理的关系,主要涉及人的精神心理结构与取向问题,"情"本论所要确认的,是情感之于理性更具本真性与至上性;事与理的关系,则涉及到存在界的结构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多重结构关系,"事"本论所要申明的,是事之于理更具本然性与先在性.     

人的活动方式与效率

一、人的活动方式的历史性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活动则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活动是人之生存和发展的形式。而当我们更为具体地考察人的存在方式即人的活动时,又不能不承认,人的活动在较为具体的层次上也有相对于活动内容的活动形式。活动形式是人的活动内容的结构和活动展开的程序。一定的活动内容可以采取多种活动形式来表现或实现。在纷繁多样     

永嘉学派略论——以叶适为中心

作为儒学的一脉,永嘉学派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其展开的脉络和系统。与宋代主流的理学相对,永嘉学派趋向于以"实"拒"虚"。这里的"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即从外部对象出发,而不仅仅根据人的主观想法和意念去行动;其二,注重事功之学和经世致用。与之相联系,永嘉学派主张"事上理会",扬弃"无验于事者"。"事"体现了价值层面的追求。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价值层面的追求在中国文化中往往与"道"相联系,但永嘉学派同时把普遍意义上作为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的"道"与人的"日用常行"或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永嘉学派对践行、对人所做的"事"、对"道"与日用常行之间结合的注重,同时关联着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概念,即"势"。进一步看,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与人格完善的这种要求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叶适提出的"内外交相成"这一观念,便十分集中地彰显了永嘉学派既注重于外在的事功,又肯定人自身的完善这一特点。     

政治实践与人的德性——儒学视阈中的为政和成人

儒家注重为政与为政者人格修养之间的关联。在总体上,儒家所理解的政治实践主体以贤和能的统一为指向,其中贤主要涉及内在德性。对儒家而言,人的德性关乎为政的价值方向,并从内在的方面担保了为政过程的正当性。在儒家看来,为政者品格的养成离不开后天的修为,有见于此,儒家对修身予以高度重视。修身过程展开于不同方面,德性和品格也体现于多样的关系并在以上关系的展开中获得具体内涵。与为政过程无法分离的德性和人格,同时涉及"如何培养"的问题。在儒家那里,人格的培养与"性"和"习"、本体和工夫的互动相关联,并最后落实于知与行的统一。     

道家的返朴归真和海德格尔的本真存在

海德格尔一生中不断变换术语去解释主客体尚未分离对立的混然状态。按照他的解释存在不是什么 ,而是此在把自己交托、敞开、出离到存在者中去的那种境域、牵扯和关联。一切存在者包括人在内只有在澄明之境才能作为存在者显现出来 ,获得本质。作为万物本原和基础的道家的道不是一个在时间上先于万物的绝对实体 ,也不是在空间上隐藏在万物背后的现成的东西。道不是能够脱离素朴之心运作和参与的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天地万物自然社会的客观规律 ,而是天地万物作为自身存在的本然状态。道是素朴之心与万物本然相融相契的状态 ,是至人、圣人、神人以无知无欲之心与天地共运形成的境域 ,是圣人的心毫无阻碍地 ,不偏执于一事一物完全地敞开 ,也就是说至人、神人、圣人心灵的运作敞开了万物按其本然面目契入的空间。     

意义之域: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向度——从生活世界说起

意义世界以本然之在与人化之在的分别为前提,它基于成己与成物(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变革世界与变革自己)的过程,以人对存在本身(包括人自身之"在")的理解、规定、作用为指向;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为进入人的知行之域、打上了人的印记并体现人的价值理想的存在.历史地看,在关注成己与成物的同时,中国哲学也从不同的方面涉及以上领域,当代中国哲学的沉思,同样不应忽视以上问题.     

"性善"说的理想与不足

"性善"说是孟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强调人最终的道德本然性,从而达到维护整个社会稳定的目的.比之康德"人本质是道德自由与自律"的观点两者有表面的相似与内含的本质区别.     

中国哲学史:问题与视域

哲学按其本义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探求。在中国哲学中,智慧之思具体展开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对性与天道追问内在于中国哲学的不同学派、不同人物之中。从哲学层面看,用"以道观之"来扬弃"以技观之"、"以器观之",既在普遍维度上表现了哲学不同于对世界的知识性的理解这一特点,又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中国的现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历史的联系,现代中国哲学既从新的层面上回到了智慧,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智慧的沉思。     

“德”“性”之辨——《庄子》内篇不言“性”释义

《庄子》内七篇本不言"性",但学者普遍认为内篇之"德"即"性"。然而,庄子在诸子竞相言"性"的思想氛围中不言之,更应被解读为学理上的自觉选择。"德"与"性"在庄子那里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并呈现为三个维度的"德""性"之辨:第一,在内涵上,"性"指向的是"善恶"之道德思考与伦理界定,"德"则试图超越"善恶之性"所导致的虚伪之弊与是非之争,而以"真伪"分辨存在方式的本真与非本真;第二,在性质上,"性"意味着人之"同然"与"实理",指向着对群体道德的肯认,"德"则意味着独与、虚灵、自适的存在原则,呈现为对个体之殊异存在方式的追求;第三,在政治视域之中,同然之"性"构成了圣王展开"仁政"或"礼治"的现实基础与价值归宿,多元之"德"则是统治者应该尊重并涵蕴的生命本质,而非被教化或同化的对象。     

生死有命与向死而生——论孔子的生死观

孔子的生死观主要包含了"生死有命"、"死非其命"、"未知生,焉知死"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四个维度。死亡之"有命",是指死亡乃每个人所无法回避的自然终结。但是孔子强调的是,即使是死亡,也应为"得命"之死而避免"非命"之亡。生死之命虽然具有必然性,但是惟有"死得其命",才能实现生命的本然意义。孔子探求的是必死之生命应当如何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通过规定生命的本然内涵和使命意义,"闻道"之生命最终实现了对必然性死亡的超越。     

生死有命与向死而生——论孔子的生死观CSSCI

孔子的生死观主要包含了"生死有命"、"死非其命"、"未知生,焉知死"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四个维度。死亡之"有命",是指死亡乃每个人所无法回避的自然终结。但是孔子强调的是,即使是死亡,也应为"得命"之死而避免"非命"之亡。生死之命虽然具有必然性,但是惟有"死得其命",才能实现生命的本然意义。孔子探求的是必死之生命应当如何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通过规定生命的本然内涵和使命意义,"闻道"之生命最终实现了对必然性死亡的超越。     

社会风险研究:时代危机的哲学反思

现时代的关键问题是风险已生成为我们的时代特征与社会主题: 从个体生活、社会发展到人类命运,无不受到风险的影响,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之中。"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既有差异又有关联。只要社会发展还处于未完结的生成过程之中,"社会风险"作为具有一般性特征的客观实在,就将持存于人类社会始终,即便在未来理想形态的社会中也应据有重要地位。"风险社会"则是一个现代性范畴,是自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才逐步进入公共话语的中心地带,并被贝克、吉登斯等社会学家标识为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它本质上是"社会风险"在现代性境遇中所凸显出来的当代形态与时代危机。"风险社会"的来临标示了现时代     

荀子人性论再解读

荀子"人性"包含本然性即自然属性和实然性即社会属性两个层面。二者并非静态并列的关系,而表现为从本然性到实然性的落实与发用的动态过程,依次展现为从人的内在生命机理显现为自然本能、从自然本能外化为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认知倾向的过程,此过程与人从出生开始的社会化过程相表里。荀子论"性",始于"性伪之分",此性为本然性;论善恶,终于"性伪之合",此性为实然性。善恶皆属于"性伪合",是性与不同之伪结合的结果。荀子言"恶",意在强调人要对社会化过程极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弊有高度的警醒和自觉意识,并通过礼义教化及时进行防范与补救。     

《老子》之“慈”释义

"慈"乃《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与孔子之"仁"的不同之处在于:"仁"按照"亲亲"—"仁民"—"爱物"的次序推己及人、由内而外,以"自觉"为法则,着力践行,追求道德理性;"慈"侧重悲悯挚爱,以"自然"为法则,惟其无心无为,旨在淳朴本然。"孝慈"作为《老子》版本的"思想聚焦"现象,其价值在于,以"孝"之自然情感强化"慈"之天性本然,"慈"对"爱"是一种超越且含摄的逻辑关系。"慈"之义理蕴含了性质、内容、工夫三重维度,证解了"慈"之核心概念的哲学意义,透视出老子道家立场独特的思想旨趣:"慈"性为"道法自然"之天性,"复守其母"之德性;"慈"心为淳朴挚爱之"赤子心",呵护众生之"同情心",无所偏私之"悲悯心";"慈"以"辅万物之自然"之工夫臻至生命精神的永存与生命价值不朽之境界。《老子》以天性、挚爱、本然、醇和、惠柔、同情、悲悯等元素构成的"慈"之思想整体,与孔子之"仁"共同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民族精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