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的良知说对佛理的融会

关于王阳明的良知说与佛教的因缘 ,国内外或是认为阳明对佛教的融通主要是对禅宗的融通 ,如侯外庐先生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日本久须本文雄先生撰述的《王阳明の禅的思想研究》 ;或是像曾其海先生的《天台佛学》一书所言 :天台宗对阳明良知说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本质的”① 。我们以为自唐宗密首倡教禅会通 ,宋元以降 ,禅教合流已是大势所趋 ,而阳明的良知说所韫的佛理也正是这种会通的产物。换言之 ,阳明良知说中所韫的佛理不是单纯的禅宗或天台宗抑或华严学所能涵盖的 ,它们是阳明会通禅教的结果。如阳明的良知本体论就是天台宗、华…     

有为与无为——兼论王阳明中后期对道家道教的批评之二

阳明学因其讲本心良知,注重主体的心性修养和王阳明本人多次隐居,"出入佛老三十年",至中后期仍然十分注重融摄道释,以至于阳明学长期被当作没有经世功能和有为追求的纯粹心学或道禅之学。然而,从儒学固有的价值取向、阳明中后期思想的内在逻辑、性格特点以及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背景等方面来看,王阳明无疑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儒者。而且阳明学中"良知"的自然展开,"知行合一"、"体用不二"、"万物一体"的理论特点又形成了其学说"立体达用"的逻辑架构。王阳明正是用这种逻辑架构作为标准来对照查验其他思想学说,使之成为他展开儒道之辨、儒佛之辨的重要判据。     

论王阳明“治世”“治心”“治天”的逻辑统一

在哲学理论上,王阳明以良知释知行本体,从知行合一走向致良知,同时将万物一体思想的根基诉诸致良知之学,即是说,他用致良知作为其心学思想之核心,通贯知行合一与万物一体。这种理论的架构及推演与王阳明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一体相连、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治天"的关键在于"治心""治世",其中"治世"又可以转化为"治心",由"治心"可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治理。三者之中,"治心"是核心和主导。     

以良知开物成务——阳明学者以心性贯通事功的道德实践与工夫障难论析

王阳明在军政生涯中的道德实践工夫在于,军政措施从良知开出,一体之仁是其真切体认,良知统摄一切视听言动、方略权变而不杂私意。理论上,良知与事功的关系基于心无内外、学无内外的意义视野,故以纯然无杂的心灵状态去主动有效地融摄一切事为知识,必致心性与事功合一。邹守益、罗洪先、唐顺之等阳明学者的事功活动,都以自觉实践良知学为核心,时时警惕气魄承当、认欲为理的工夫障碍。阳明学者以心性贯通事功、以正人心来改变社会的理念和实践,昭示出道德与事功原本一体的实践可行性,极具现实意义。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     

王阳明与蒲益:论晚明佛儒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晚明时代佛教义理全面中国化,阳明心学与其在义理、修持、道德观等方面多有互鉴之处.但王阳明与晚明四大高僧之一蕅益智旭二人之佛教观代表了佛儒二家思想旨趣之根本互异.阳明心学的开创与佛教心性论的发扬有直接关系,阳明心学的发展在对佛学义理进行摄取的同时.也刺激了明代佛学思想的发展.阳明心学与晚明佛教思想的关系是互动与共同发展.     

养生与养德——-论王阳明中后期对道家道教的批评之一

阳明心学的成就离不开对佛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王阳明早年对道家道教更是甚为痴迷,然而王阳明后来却对道家道教明确采取了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而这种巨大的思想转向与王阳明多年习练养生术的切身体会关系密切.自身的需要促使王阳明早年长期热衷于养生术的修炼,可得到的却是彻底的失望,遂而领会长生之虚妄.打破迷悟的王阳明进而转向对德性自我的真己的养护,养生必得有益于养心,这种对德性之心的修持也成为阳明心学形成的关键.从养生到养德的态度转变,也是了解道家道教思想对阳明心学形成所起影响不可缺少的一条线索.     

王阳明“知行合一”义理再探

在王阳明思想学说自身的演变发展史上,"知行合一"是其在"龙场悟道"之后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早期表述形式。王阳明所倡的"知行合一"并不局限于一种"救时补偏"的应机说法,而是从正面论证德性意义上的"知"必然有充足的力量带来相应的道德行为,否则,分离的"知"与"行"将无关乎道德意涵。因此,它与"致良知"在义理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虽然"知行合一"这一表述因为不够圆通而被阳明后来放弃,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良知学中"致良知"、"见在良知"、"静坐工夫"等思想的内在关系。     

阳明之教法与王学之裂变

王阳明作为一个政治家 ,具有洞察现世的慧眼和感触人生的悟性 ,所以其思想会随着社会环境、政治氛围及个人生活经历的改变而改变。作为教育家 ,他又具有因材施教 ,“随人分限所及” ,“因病立方 ,时时权实互用”的特点 ,因而使得他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学术旨趣 ,针对不同对象也会有不同的教法。阳明学说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就是对心本体深化与把握的过程 ,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对致良知工夫的具体选择过程。如果说从天理到良知主要反映了阳明心本体内涵的演化 ,而从诚意到致知主要反映了其对心之本体工夫认识层面的深化 ,那么对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儒学诸工夫的具体选择过程 ,则不仅反映了阳明工夫论的兼容性和包融性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阳明思想从早期的偏一到晚期的浑一的演变发展过程。尽管他也有过“教人为学 ,不可执一偏”的教导 ,但实际上他在教法上往往有所偏重 ,时而互为所用 ,时而只讲一面。所以其门下各执一端 ,以至意见掺和 ,喜为高论 ,分歧日显 ,趋至崩裂。     

“良知即是易”——试论王阳明的易学思想

王阳明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在语录和著述中提到《易》的地方也不多见,但是从阳明的人生经历中,却可以发现《易》对阳明良知思想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居夷处困中体悟易理,在人生抉择上实践易理,并提出了"良知即是易"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对阳明论易的梳理,阐明了《易》与阳明致良知之学的内在关联,为深入理解阳明学提供了一个易学的角度。     

刘蕺山对王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

心学发展到明代晚期已产生诸多流弊,致良知的实践工夫不能落实到实处。刘蕺山批评王阳明"四句教"与王畿"四无说",并提出自己的"四句教",强调心体只是个"有善而无恶"。然而在其晚年重要著作《人谱》中却明确地提出并详细地阐发了心体"无善无恶"的思想,作为其心性理论的基础,此与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提法无异。故本文从"无善无恶"之本体、工夫与境界的层面来解析蕺山对于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蕺山学说在思想史上做出了承先启后的重大贡献,对明清实学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阳明心学对程颐的借鉴及其思想联系

王阳明对程颐思想的借鉴主要表现在:程颐的圣人之志,成为引导王阳明一生为人为学的价值观;对程颐"格物致知"成圣之方的体验、困顿,促成了阳明心学的诞生;程颐的本体论思考,使王学从心学角度融合心、理,确立了心本体的学理主旨,认为承载天理的心(良知)才是即本体即主体,是万物的存在根据和人生的主宰;《伊川易传》的哲理,尤其是其固守正道、扶正抑邪和自昭明德的人生智慧,给王阳明诸多启迪。     

阳明心学是先秦儒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众所周知，王阳明自己十分自信的学问就是致良知之学，虽千经万典莫逃焉。但是在笔者看来，鉴于明朝中后期的特殊环境，王阳明还有没说透的话，那就是他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切理论环节，全部走的都是一条从心性到政治的路。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有对社会现实、皇帝以及官僚集团的批判。这种路数与孔、曾、思、孟完全是一致的，与儒家经典《尚书·尧典》、郭店简《唐虞之道》所展现出来的政治理想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阳明心学是对中华文化真正的追随，是中华文化合符逻辑的发展。     

儒释会通 以王艮之学与禅宗的融通为例

<正>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扬州府泰州安丰场人。他经王阳明点化转而治学,并创立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王艮之学有多个面向,如蕴含道教的思想因素、民间宗教的思想渊源以及平民思想等,而与禅宗的融通是其多个面向中最为重要之一面。本文将通过良知现成与一切现成、     

从良知学到《孝经》学——阳明心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     

王阳明“夜气”解

王阳明传世文献中,数处提及"夜气"。此词盖肇端于孟子,经程颐注意,后朱子师生屡相讨论,王阳明更有发挥。后世传播,"夜气"虽不如"良知"为众所晓,然自成脉络,是孟子、朱子、阳明等皆有领会处。今藉阳明"夜气"解,疏通其义,并论心性学之特点在于对文字进行身感的理解。     

王阳明良知说的道德动力问题

王阳明的良知说历来被认为具有道德动力义,但本文认为王阳明思想中该问题具有复杂性。王阳明本人并未对道德动力之重要性有明确认识,所以要进行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做间接探讨与推论。通过对"知者意之体"的分析,可知良知可以作为本体而发用,由此推导出道德动力与情感也可作为"用"而源于良知。但仔细审视王阳明对于孟子四端之心的看法,就会看到他完全是从根源以及究极的意义理解四端之心。又由于王阳明倾向于以"知是知非"来统摄理解四端,导致"恻隐之心"等道德感情更多地被理解为"知恻隐"。这两点理解其实与朱熹并没有本质差异。     

王阳明“良知自知”说中“同时性”问题辨析

"良知自知"说是王阳明"良知"思想的重要内涵。良知自知具有同时性,与现象学的"本原意识"和佛教的"自证分"在意识的直接性上类似,但因其与道德实践内涵结合,而又有自己的理论特殊性。良知同时自知与感性直观中感性自我同时自知(如知痛痒饥寒)及良知异时自知(通过回忆、反思而自知)有所不同,其特质在于双重自我的同一性。     

王阳明九声四气歌法的思想意蕴

在明中叶以来儒者复兴古乐、古歌法的历史背景中，王阳明基于心学理论创制了九声四气歌法作为致良知的重要工夫，在讲会及书院教育中得到广泛流传。阳明歌法以春夏秋冬四气互摄的结构，演绎道体生生变化的丰富节律，具有两层唱法与境界：普通唱法通过调适音声，达到平和气机、怡情养性之目的；深层唱法以音声直入心体本原，呈现心体—元气—元声—天地运化一体贯通的生命结构，体现了阳明学“心物同构互摄、同一运化节律”的宇宙观。阳明歌法的义理体现了儒家以先天心气建构本真世界的一脉传衍。     

王阳明良知审美与现代审美

王阳明的心学以"心"为本体,核心是良知,他的心学美学是良知体验美学,"良知说"是王阳明学术的命脉。王阳明之"心学"以个体人格修养程度为准则来评价外物事物的美与否,其理论是以伦理评价为中心的人生论美学,立足于个体心性修养。在当前纷繁复杂的现代审美语境下,这种以良知为核心的审美对当代审美精神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