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岁儿童对"集体可交流责任"的心理反应特点之研究

编撰不同内容、背景和投射情境的故事为刺激材料．以173名7-15岁儿童为被试,探究他们在集体可交流责任问题上的认知、情感、承担倾向的反应。结果表明：我国7-15岁儿童也具有Piaget发现的集体可交流责任观;对它的理解接受在7-9岁之间有明显的变化;对它的情感反应均为消极的体验;对它的承担倾向上7、9岁比11、13、15岁儿童更为明显;一般和角色的两种投射情境、不知道犯过者和不揭发犯过者两种故事背景对认知反应、承担倾向反应有明显影响;声誉损害、财物损坏、人身伤害三种内容对认知反应、情感反应会有不同的影响。     

10-16岁儿童内在公正观的研究

为探究我国儿童的内在公正判断／内在公正观,本研究以内在公正性问题为内容,即以“德性良好者的行为终将得到‘幸运’的回报、德性不良者的行为终将受到‘倒霉’的报应”为线索,编撰了8个道德情境故事作为材料,对318名10-16岁中小学生组成的样本进行了测查。结果表明：我国儿童具有内在公正观、能作出内在公正判断,其形成约在14-16岁,宽恕心理和概率经验则可能是对其影响的两个因素。     

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之关系：班级氛围的调节效应*

采用调查法,随机选取上海市3所普通中小学四、六、八、十年级的755名学生为被试,探讨班级氛围在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男生的外化行为问题显著高于女生,其感知的班级氛围显著低于女生。而男、女生集体道德情绪与集体责任行为的性别差异不显著;(2)学生感知的班级氛围随年龄的增长先下降再上升,八年级时最低;集体道德情绪和集体责任行为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呈下降趋势,小学生(四、六年级)的集体道德情绪和集体责任行为得分均比中学生(八、十年级)高,高一(十年级)学生的得分处于最低水平;(3)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的关系受班级氛围的调节。与消极的班级氛围相比,积极的班级氛围能够弱化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的负向关联。结果揭示了积极的班级氛围对外化行为问题学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有助于改善这些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不同学段、年级学生对教师评价行为知觉的特点

学生对教师评价行为的知觉指学生对教师指向他们的评价行为的主观感受和体验,包括“明确目标”、“收集信息”、“反馈改进”、“关注过程”、“激励期望”和“沟通理解”等六个维度,前三个方面属于操作要素,后三个方面属于基础要素.本研究采用问卷法,选取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共746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不同学段、年级学生对教师评价行为知觉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除了“激励期望”和“沟通理解”两个维度,小学生在其它维度上对教师评价行为的知觉优于初中生.小学生对教师评价行为的知觉不存在年级差异.初一学生在操作要素方面的知觉优于初二和初三学生,在基础要素方面优于初二学生.初二学生对教师评价行为的知觉出现明显的消极化倾向,在基础要素上初一和初三学生的知觉显现明显的反弹.本文对研究结果的教育意义进行了探讨.     

道德责任判断的三重根据

道德责任判断的直接目的在于找出可称赞或谴责的原因,对行为者做出合理、公正的道德判断,使其承担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从而减少和消除不公,融洽社会关系,引导行为主体朝向更崇高的目标.道德责任判定涉及行为者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后果和价值标准等方面.实际后果是道德责任判断的现实根据;因果关系是道德责任判断的逻辑根据;社会历史理性是道德责任判断的最终价值根据.     

集体主义内隐观的访谈和调查研究

在扩充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集体主义概念内涵,挖掘“集体”的具体指向,明确“集体”构成.研究一通过40个被试的内隐观访谈和质性分析,得到集体主义概念五个方面内容（集体认同、集体优先、联结信念、责任与义务、发生的条件）,指出“集体”的具体指向为泛集体和关系集体,集体主义程度与冲突情境有关.研究二通过102份问卷调查和聚类分析,得到三类集体,即关系比较亲密集体（由母亲、亲兄弟/姐妹、配偶、好友构成）、关系一般集体（由认识的人、亲戚、同事、邻居构成）和关系疏远集体（由本地陌生人、国外陌生人构成）,并进一步明确了“集体”的具体构成.结论认为：集体主义概念内涵包括集体认同、集体优先、联结信念、责任与义务、发生的条件五个部分;集体主义中的“集体”由泛集体和关系集体构成,其中关系集体又分为关系比较亲密集体和关系一般集体.     

两种道德情境下中学生的自我与他人情绪判断

将246名中学生分为三个年龄组,运用情境故事考察其在犯过和亲社会道德情境下的自我与他人情绪判断。进行卡方检验发现,在犯过情境中,12岁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均以消极情绪为主,14和16岁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之间存在差异,表现为他们对犯过情境中损人者的情绪判断多为积极情绪,而对自己的情绪判断则多为消极情绪;在亲社会情境中,三个年龄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之间不存在差异,多以积极情绪判断为主。     

书写字体的性别差异研究

从珠海市中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随机选出５４０名学生,要求他们每个人抄一段４００字左右的短文,收回抄写卷５４０份。４０名有经验的教师,对书写者的性别做出判断,并回答一份关于判断男女笔迹的依据的问卷。结果表明：１．小学低年级男女生的字体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到中高年级以后,性别差异才明显地表现出来。二、三年级之间,五、六年级之间是差异形成的两个加速期。２．判断者对小学低年级书写者的性别的判断不准确,主要是由于将女生的字体误判为男生的字体而造成的。３．男女生字体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字体大小程度,字的力度、字体的刚劲度、字的工整度和字的棱角度。     

初中生公正世界信念对其学业成就的影响:感知的教师支持和班级公正的中介作用

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倾向,对于个体发展具有普遍影响,但是在学校情境中探索公正世界信念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的研究却很有限。本研究以郑州市两个区县的2584名初中一年级学生为被试,考察公正世界信念对其学业成就的影响,从班级生态环境的角度,探索个体对教师支持和班级公正的感知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初中生的公正世界信念可显著预测其学业成就;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后,学生的公正世界信念可分别通过对教师支持和班级公正的感知间接影响其学业成就,公正世界信念还可以通过感知的教师支持影响对班级公正的感知,进而影响学业成就的多重中介路径发挥作用。个体对班级教师支持和班级公正的感知是公正世界信念影响学业成就的重要途径。     

浅谈“交流-互动”教学模式在英语课堂中的运用

一．运用“交流-互动”教学模式。进行英语课堂教学 “交流-互动”教学的基本模式结构为：教师启动-学生自学-小组讨论-组际交流-练习评定。 1．教师启动——“交流-互动”的前提。在“交流-互动”的教学中,学生的动是以教师的启动为基础的。教师在讲授新课前对学生作适当的引导,在讲授较难理解的课文前,先向学生介绍一下有关背景知识并提出教学要求,为学生的理解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师主要做好引导工作,扫清学习新知识的障碍,为学习新课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     

在公正价值观上青少年学生公众观的一项研究--关于公正价值观者的特征

以211名大学生为被试、用开放式问卷作了预调查,筛选后得到了公正价值观者的7l项特征。正式调查以432名大学、高中、初中三个学龄段学生为被试,对这些特征项作重要性评价。结果表明：对公正价值观者,青少年学生心目中认为最应该具有的特征是守信、诚实、责任心、人格健康、明辨是非5项;因素分析表明,“亲和凝聚”、“严明公平”、“学识历练”、“生活态度”、“处事方式”和“个性特征”是公正价值观者的6个品质因素,其中“亲和凝聚”品质因素最为特出,在“学识历练”品质因素上初、高中学生比大学生更为重视,在“生活态度”品质因素上初中生比高中生、大学生更为重视。     

道德判断中心理状态和事件因果关系的作用:兼对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的检验

考察青少年儿童和成人在道德判断中利用心理状态和事件因果关系信息的差异,并验证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以道德判断中“行为坏的”程度和“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程度”作为判断问题类型,共有10～11岁和13～15岁的青少年儿童及大学生各120名,完成道德判断测试任务.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道德判断问题类型下,事件中他人愿望和信念、因果关系信息的作用模式是不同的,支持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10～11岁儿童和13～15岁青少年在判断行为坏的程度时,利用心理状态信息和因果关系信息与成人类似.在判断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程度时,10～11岁儿童更注重行为结果,并且不能综合应用心理状态信息和事件的因果关系信息.13～15岁青少年的道德判断中心理状态信息和事件因果关系信息的作用与成人的情况类似,但在进行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程度判断时,还不能融合信念与因果关系信息进行道德判断.研究结果为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提供了支持,而且表明从儿童青少年到成人,利用心理状态和因果关系信息进行道德判断存在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STORYTELLING AND WICKED PROBLEMS: MYTHS OF THE ABSOLUTE AND CLIMATE CHANG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mphasis on facts and data in public discourse, and the belief that they provide a certainty necessary for public judgm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The heart of this belief is what I call the “myth of the Absolute,” which is the belief that by basing our judgment and actions on an Absolute we can avoid errors and mistakes. Myths of the Absolute can help us deal with wicked problem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but they also have a downsid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xperience behind these myth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y describe and mediate our experiences of uncertainty, then relates these myths to debates about climate change. I conclude by describing how to engage these myths in a way that promotes better public discourse—and thus better public judgm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by telling these stories in such a way that we poke and prod wherever the story is not.     

不确定性、情绪对公正判断的影响

本研究以不确定管理模型为理论来源,采用实验法探讨了公正判断中的情绪效应。实验1采用2（两种情绪状态：愉快/愤怒）×4（四种结果：比自己多/一样多/比自己少/不知道）被试间设计。实验2采用2（两种情绪状态：愉快/愤怒）×3（三种程序：有发言权/外显无发言权/无发言权信息）被试间设计。分别考察了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判断中的情绪影响。结果发现：不确定性调节了情绪与公平判断之间的关系。当用于公平判断的外部信息不明确时,情绪充当了公平判断的线索。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Moral Reasoning: A Multitrait-Multimethod Assessment

The consistency of moral judgment across five dimensions (immanent justice, moral realism, retribution vs. restitution, efficacy of severe punishment, and communicable responsibility) from two basic, structural components of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 was examined. The two components were (a) the more general concept of level and (b) the more specific concept of stage. Multitrait-multimethod analysis supported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two constructs. The methods differed in their degree of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five measured dimensions; the stage technique appeared to be more consistent than the level scale. Finally, comparisons between dimensions indicated that the notion of moral development seems to be multidimensional, vis-à-vis unidimensional, as originally implied by Piaget and later by Kohlberg.     

人际归因与行为责任推断研究综述

人际归因是归因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现代归因与行为责任推断研究除了关注动机归因理论的构建之外,还十分重视将该理论运用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并初步建立了归因与行为责任推断的理论模型,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更好地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代表了现代归因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 责任判断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678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2)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     

大学生对艾滋病患者的责任归因及惩戒行为反应

本研究通过被试对特定情景的反应借助于结构方程模型来确定对艾滋病患者的部位和控制性归因、责任判断、情感以及惩戒行为之间的数量化关系。309名大学生被试参与了该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艾滋病的内部可控归因引起较高责任推断,较高生气类情感反应和较低同情类情感反应,以及较高惩戒行为;部位和控制性归因影响到责任判断和情感反应,责任推断除了直接影响到惩戒行为反应外,还间接地以情感反应为中介对惩戒为发挥作用。论文还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对结果进行了讨论。     

信念与结果对道德、法律责任判断的影响

在"执行者"和"旁观者"两个情境中,通过操纵当事人的信念和事件结果,考察了被试的道德与法律责任判断。结果显示:进行道德责任判断时,被试对当事人的信念信息更敏感;进行法律责任判断时,则对事件结果的信息更敏感。"执行者"情境中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评分均高于"旁观者"情境中的责任评分。这说明道德、法律责任判断的内部机制有所不同,并且当事人的不同角色导致第三方对其的责任判断出现差异。     

公正判断中的“非理性”：加工特征、主要表现和影响因素

公正判断中的“非理性”研究是社会认知双过程加工理论在公正领域的拓展, 也是不确定性管理和道德心理研究的延续。就加工过程而言, 个体的公正判断可能同时依存“理性”和“非理性”两个结构和进化都不同的认知体系。置换过程、首因效应、极端判断、补偿偏见、责备无辜受害者和道德命令效应是公正判断中“非理性”的主要表现。自我因素、公正敏感性、道德认同、情绪状态和公正世界信念等个体变量是其主要影响因素。综合来看, 目前公正判断的“非理性”研究还比较庞杂, 其进化根源、生理机制、如何与理性过程交互作用等还有待深入研究。此外, 结合社会现实问题、关注第三方视角、多理论解释的整合及多水平因素的交互影响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