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子》诠释看经典诠释的时代性

经典诠释是诠释者以当下时代为背景对经典的理解和解说,任何经典诠释都无法摆脱诠释者的时代"印记"而追求纯粹的经典"原义"。与时俱新性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根本特性。这一特性正是源于诠释者为应对当下时代对经典进行的一种创新性诠释。只不过,按照经典诠释的理论逻辑,强调经典与时俱新的创造性,并不意味着经典诠释可以完全脱离文本"原义"肆意发挥。经典诠释对于经典的创造性发挥,必须以经典原义为基础,从"原义"中延伸出"新义"。经典诠释其实是诠释者和作者跨越时间隧道的一场历史性"对话"。绵延二千年的《孟子》诠释,是经典诠释的时代性的一个典型范例。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前主体性诠释:主体性诠释的解构——评“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模式

"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主体性诠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原创者与其经典,还是诠释者与其诠释,都是"主-客"关系。这种主体性诠释模式必然面临"认识论困境",导致存在本源的遮蔽,因为它不能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原创者本身及其经典、诠释者本身及其诠释的生成。但值得注意的是,"诠释脉络"的概念已经接近于本源的观念。一切存在者的本源,就是存在或生活。因此,可以提出一种"前主体性诠释"模式,即把诠释活动视为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存在,正是这种活动给出了新的主体与对象,即诠释者及其诠释。这种模式基于生活儒学关于存在即生活的本源观念,由此真正彻底地回答原创者及其经典、诠释者及其诠释何以可能的问题。     

论王船山《老子衍》的诠释进路

王船山对老子的定位是"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而他撰写《老子衍》的根本目的则是要把他对老子之学的批评坐实到对《老子》文本的具体诠释中,以呈露其运思理据,摧破其荒诐不经。为此,他从两个进路展开对《老子》的诠释:一是"衍其意",即以解说原文含义的方式推衍文本之外老子诡深的真实思想意图;二是"求其用",即通过曝显由形上之"道"导出的功用之"术"的权谋性,反过来批驳老子之"道"乃至其全部思想的实质。船山对《老子》所作的思想意图诠释与实际功用诠释,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正学"与"异端"的视域对峙,以及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之间的疏离和紧张,而非船山对《老子》客观、内在的理解。     

重构与逆构:王船山《庄子解》的两个诠释向度

构建一个儒家化的庄学体系是船山晚年解庄的根本目的。为此,他在《庄子解》中首先提出在庄学与儒学两个方面皆具亲缘性的"浑天"说作为庄子思想之根,进而借此诠释《庄子》文本,化解庄儒分歧。通过分析"浑天"视域下的"寓庸""随成"以及"能移""相天"等重要思想观念,可以发现《庄子解》中并存着两种相反却又相辅相成的诠释向度:一是重构,这表现为船山对庄子之学的儒家化改造;二是逆构,即在重构庄子之学的过程中,庄子的某些思想又反过来得到了他的称许和接纳,并藉此参与到了其庄学体系的构建之中。船山和庄子思想之间的这种双向互参、相互进入的关系昭示我们,包括《庄子》在内,经典文本的生命力常通过其对后世诠释者的思想逆构作用展现出来。     

诠释及其限度:对先秦儒学进行管理哲学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从管理哲学的维度去理解先秦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活动,其有效性奠基于对这一活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的充分说明.就目前而言,对诠释方法的反省尤其显得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在诠释过程中如何实现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其中的关键,在于对诠释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理性自觉.由于诠释意味着诠释者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动问答,他们拥有着各自的权利和地位,因此这种辩证关系本身就成为对先秦儒学进行管理哲学诠释的限度.     

阿尔都塞:“现实性”语境中的唯物辩证法

阿尔都塞的辩证法研究,与他对实践和理论活动的现实性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他所谓的现实首先是实践的,同时也是人们理论活动中对辩证法的认识和把握。现实性不仅仅是实践的、客观的辩证法,而且是主体的、认识论的辩证法。前苏联对辩证法的理解脱离甚至落后于现实和政治。这种对辩证法的理解不符合马克思的本义。马克思强调生产劳动的现实性和辩证法之间有密切关系。     

论程颐经典诠释学的建构

程颐经典诠释学建构于理学发展朝向于仁学的时代,其与孔孟伦理学的联系颇为紧密。程颐相信"经以载道",治经可以"知仁达道"。他突破性地将体用本体论应用于经典诠释之中,并提出经典文本的诠释顺序应先"四书"后"五经";"四书"是整体,研习有次第;解经需辩证统一地处理文意与义理的关系,学会由"切己"而达作者之意,在修身养性中理解经典等诠释方法与理解原则。他还将经典诠释与自身哲学体系建构关联起来,不过在此过程中二者既出现了语境的紧张性,又存有思想上的紧张性。     

试论大卫·特雷西的神学诠释学及其在“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建构意义

本文介绍了特雷西神学诠释学的思想渊源、方法、特点以及对今天基督教中国化的建构意义。在伽达默尔、利科的影响下,特雷西既注重圣经文本的经典特征和基本的解释方法,也强调诠释者自身的前理解,而义理则产生于文本和诠释者围绕特定宗教主题的对话过程中,这与特雷西相互批判的关联这一神学方法紧密有关。在当今多元的世界里,特雷西的神学诠释学突出了经典诠释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公共性,既反对基要主义者把《圣经》看作是一个完整、封闭的意义体系,也反对世俗人文科学单注重以方法来决定文本意义的做法。在人们不断通过对话探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神学诠释学体现了其人文价值。特雷西的神学诠释学既维护了信仰真理的超越性,又引导基督教积极入世,使基督教信仰在教会、大学和社会中彰显其公共性,也将政、教、学三界各自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关切贯穿起来,对当下正在进行的基督教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     

伽达默尔实践智(phronesis)与道德生命的成长

本文由伽达默尔实践智的分析指出,实践智的诠释活动是道德生命的成长,由于前者的目的是知识的获得,后者是德性的挺立,因此,伽达默尔诠释学重回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即德性.虽然实践智要理解道德概念,但它不是要把握它的逻辑内容,由此仅能增加心灵里的观念.根据伽达默尔,理解是人的存有活动,当理解完成,人的存有模式随之改变,亦即他的生命得以更新.再者,从实践智的应用概念,当道德概念应用在诠释者的处境时,道德概念给出更卓越的真理,否定他的前见,提升他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生命.再从视域融合而言,实践智改变诠释者视域的局限性,让他获得更理想的道德视域,也让他得到更深入和丰富的道德生命.因此,就实践智而言,诠释活动就是道德生命的成长.最后本文反对由体验来理解道德概念,也反对由行为实践来说明道德生命的成长.     

作为哲学方法论的“本来性—现实性”——就荒木见悟《佛教与儒教》而谈

“本来性—现实性”是荒木见悟的一个重要哲学方法论,贯穿其整个中国哲学及佛学研究的过程。这一方法论观念既源自其对儒佛两教重要经典的创造诠释,更是源自其深刻的宗教体验、身心体验乃至战争期间的生命体验,最终在《佛教与儒教》中以“序论”的方式登场。在儒佛思想构造中,正如“本来成佛”或“本来圣人”所示,不论儒佛教说存有多大歧义,都表现出对这一本来性问题的终极关怀;出世间性的佛教对现实性问题亦并不缺乏关心,相反,以冷峻的目光正视现实性,透过现实性以肯定本来性,这是华严学特别是宗密哲学所关注的重点。儒教对本来性与现实性的理论建构更是其核心主题,如宋明儒学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故超越儒佛宗派对立,以本来性与现实性的问题关切来整体审视儒佛两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进而为未来文化发展指明“现实本来性”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路德的圣经诠释与翻译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诉求与神学主张,都是围绕着圣经展开的。通过探讨路德早年对《诗篇》的注释,以及他后来对律法与福音辩证关系的关注,对"因信称义"的强调,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讨论他的德语圣经的翻译,本文呈现了路德的圣经经验与文本诠释的实践,以及它们对16世纪宗教改革的重要意义。同时,本文试图将路德的圣经诠释置入圣经诠释的历史而进行述评,突出他承前启后的影响力。     

宋、元《楞严经》注疏对修行阶位的诠释与比较

自唐末五代至于明清,注疏《楞严经》的著作不可胜记,其中宋、元现存的注疏有十余种。笔者在考察了诸注疏关于"修行阶位"的诠释后,发现这一时期诸注疏诠释有很大的不同或者分歧,甚而非常重要的天如惟则的《楞严经会解》在关于其中的部分名相上也因为误解了宋代温陵《楞严经要解》的诠释而错改了引用。本论在分析了包括子璿《义疏注经》、仁岳《熏闻记》、怀坦《集注》等宋元现存《楞严经》注疏的基础上,重点对"修行阶位"中关于"阶位数""乾慧地""单复十二"等问题的不同诠释和诠释分歧予以分析和研究。透过查看佛经经典诠释的不同,而更加明了诠释行为本身的意义,即是诠释者在诠释过程中完成自我与被诠释文本在所处时空或语境中的关联和统一。     

朱熹经学诠释视角下的工夫论

朱熹将工夫分为"实践"与"涵养"两个部分,通过"知行"、"读书"、"诠释"等相互关系的探讨,建构出以"体验之学"为特征的经典诠释学说。该学说以工夫论为核心理论,讲究"身心一体"、知行间既有先后又有平行,并兼具"诠释循环"特质。为了突显工夫,朱子修订了儒家读书次第,发明出以"广义实践"为基础的诠释方法。然而,在彰显"主体性实践"的同时,朱子诠释学亦遭遇内在难题,需从"解释的张力"视角化解之。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释义

《孟子·尽心上防一章：“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虽短短数语,儒家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诚、乐、恕、仁均含于其中。而其义理蕴涵,则更为精微。本文拟对孟子此章进行一番发掘与诠释,以求彰显其所含之深层义理结构。这种诠释的工作由于是诠释者与文本的双向交融,其结果自难免会有伽达默尔所云的“成见”,但诠释又必得奠基在与古人及其文本心意相通而有共鸣共振之基础上,如此诠释者方能深入其中,得其三昧。由此,诠释又绝非只是“成见”或“增益见”。如果要从诠释学的角度进行某种定位…     

论牟宗三朱子研究的诠释方法

牟宗三在对宋明儒学尤其是朱子哲学的诠释过程中,体现了自身所特有的诠释方法,具体表现为学案体的写作方式、"依义不依语"的诠释原则、个性化的诠释语汇。以上诠释方法对其所阐发的"三系说"和"别子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也为经典文本诠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然而通过分析不难发现,牟宗三在对朱子文本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存在着循环论证与过度诠释的问题,其结论带有十分强烈的先入之见,在某些关键之处表现出误读与臆断。     

易学诠释学模式下的北宋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在经典的诠释中发展的,<周易>诠释学的转变直接促成了北宋理学的发生发展.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学的结构可以分为经典的诠释对象、经典诠释的主体和经典诠释三方面,而经典的诠释又可以分析为诠释模式、诠释内涵和诠释风格.对于北朱理学的易学诠释来说,其话语系统是重视义理,其内在理路是坚持"体用一源"的本体与现象的圆融,同时又开出独具特色的修养论与功夫论,其诠释内涵则坚持天道性命的贯通,而赋予本体以价值意义.北宋理学家正是由易学诠释学,从玄学中转出来,而能与佛、道抗衡.理学家对<周易>的解释也解决了会通<孟子>与<中庸>、<易传>的问题.     

从中国经学传统出发诠释《圣经》:吴雷川解读《圣经》的立场和方法

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各自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与理解的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代表,其正统的学问就是经学,而构成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督宗教,其正统的学术是《圣经》诠释.当基督教传入中国,它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的世界,一方面要处理和其它宗教典籍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发展出合乎本土处境的圣经解释,这决定了汉语语境的《圣经》诠释要对其他的经文诠释传统做出回应.本文选取吴雷川(1870-1944),民国时期较具影响力、但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发现其创造性之处在于自发地引入儒家的诠释传统解释《圣经》,概括而言,他运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法以及“人格会通”、“设身处地”等经学方法,在儒经和基督教经“广引经文,串联互通”,试图解决两大经典相遇所产生的释义学冲突.本文将详细分析儒家经典解释的思想旨趣、致思路向和诠释意图等,是如何影响其对《圣经》文本的理解,并形成一种中国本土化的诠释策略——粗糙的“跨文化”、甚至是“跨文本”的圣经解释学.     

经典的无限性意味——张栻“维经无穷”理念新解

传统儒者对于经典以“笃信”为首要原则,对其的诠释不能违背它的本意,这种缺乏批判视角的立场似乎将经典意涵的诠释封闭在了一个“有限性”的空间之内;但是儒家经典还具有“无限性”的一面,它是通过“言外旨”和“知行互发”的思考共同打开的广阔意义空间,张栻将其称之为“维经无穷”。这个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它要求诠释主体创造性的参与过程,因此张栻对经典的阅读者和注释者分别提出了具体的不同要求;其二,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涵咏体味”、“拈出眼目”等经验性的经学思想表述实有其背后深刻的学理依据;其三,它揭示出诠释者的“气习”直接影响着经典“无限性”空间的丰富开辟方式,这对反思经学诠释与中国哲学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衍义体:经典诠释的新模式——以《大学衍义》为中心

"衍义"是一种解释行为,是指对文本及其意义的扩展、发挥,使之流传久远.所谓"衍义体",就是以真德秀<大学衍义>诠释体例作为典范的经典诠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