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怎样看待理性的“危机”与“乌托邦”的“终结”

哈贝马斯怎样看待理性的“危机”与“乌托邦”的“终结”童世骏１某某东西的“终结”（ｔｈｅｅｎｄｏｆ…）就象某某东西“之后”（ｐｏｓｔ－）一样，可以说是当代西方思想界的最热门话题之一。从５０年代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直到７０、８０年代的“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启蒙的终结”、“个人的终结”，甚至“人的终结”、“西方文明的终结”；越靠近２０世纪的尾声，上一世纪下半期出现过的所谓“世纪末”（ｆｉｎ－ｄｅ－ｓｉｅｃｌｅ）心态就越是明显。所有这些“终结”（ｅｎｄｓ），就象无数的“之后”，其核心就是一些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所表达出来的所谓“乌托邦的终结”──１９世纪思想家所提出的人类解放的理想似乎已经失效，以合理化作为核心的西方现化化过程的潜力似乎已经枯竭。所谓“乌托邦的终结”，说到底，是对于理性的信心的丧失。严格地说，西方社会的这种“信念危机”并不是新现象。上一世纪末的狄尔泰、本世纪上半叶的胡塞尔，都曾号召克服这种危机。但本世纪下半叶出现在西方、尤其是欧洲的这种危机，不是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历相联系的，而是同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经历，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经历，以及同全球性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