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在斯拉夫主义的奠基人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等人相继谢世约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推出这个专栏不仅是要展现作为文物或古董的斯拉夫主义的基本文献,而且希望它能作为活的资源进入中国当代学术思想问题的讨论中。斯拉夫主义在俄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和影响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宗教哲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欧亚主义等等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源头,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一直是一种活的思想,它从未从俄国的思想舞台上真正消失。但是另一方面,斯拉夫主义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遭到了它的对立面西方主义的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到了现代俄罗斯哲学的奠基人索洛维约夫那里,就几乎是毁灭性的了。可以这样说,在索洛维约夫之后,理直气壮地全盘接受和鼓吹斯拉夫主义的主张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斯拉夫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只具有否定的意义,或者说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斯拉夫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彼得大帝的改革之后,特别是1836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信》发表之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令俄罗斯知识分子、寝食不安的紧迫问题。而德国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如果说在启蒙运动之后,“欧洲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之间的差别只在程度上,而不在特征上,更不在文明的精神或基本原则上”(基列耶夫斯基语),那么在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后,这个文明的统一坐标消失了,对同质的普遍历史的信仰被对许多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其中每一种都被描述为对人类文化的总体带来一种原创的和不可规约的贡献)的信仰所代替。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俄罗斯文化的原创性成就是什么?作为西方文明的他者,俄国不得不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辩护,俄国的身份成了问题。如果说恰达耶夫对俄罗斯文化的原创性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的话,那么,斯拉夫主义者面临的任务是如何从价值论的层面颠覆占据着强势地位并象征着完美历史模式的西方与似乎被甩出了历史之外、作为“非历史性”存在物的俄罗斯的关系。这个颠覆实质上是在一种未被言明的“自我(西方)—他者(俄罗斯)”框架中展开的,其策略是面向历史,重新解释历史,创造历史,是寻找俄罗斯的原点,寻找那根深蒂固的、不变的东西,寻找那些植根于俄罗斯的民族性却由于外在的原因被遮蔽或中断了的传统。经过斯拉夫主义者对俄罗斯历史的重新阐释,他们由以出发的防御性姿态一步步转变为一种进攻性的架势,“自我—他者”的关系已经完全被逆转了,他者不再是那个边缘化的、可有可无的、被动的存在物了,而成了历史的中心。他者大于、优于、高于那个自以为是的自我。他者不仅不是自我的一个参照物和补充,甚至也不是自我的对立面,他者最终消化了自我,自我只有在他者中才能获得意义。这样,实际上自我已经被以一种肯定的方式解构掉了,留下来的只有他者。这里选取的是两篇文章比较能够代表早期斯拉夫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早期斯拉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基列耶夫斯基被认为在哲学上最富有创造性,斯拉夫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主张正是由他最早提出和加以阐发的,他的《论欧洲文明的特征及其与俄罗斯文明的关系》以书信的方式对欧洲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关系作了系统、深入和全面的阐述,是斯拉夫主义的经典文献;阿克萨科夫是最身体力行斯拉夫主义的人,“他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走进法场,走上断头台”(赫尔岑语),他的《论俄国的内在状况》是斯拉夫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最清楚和最充分的表达,他试图通过无权的人民和全权的政府的互不侵犯、各行其道,论证彼得大帝以前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