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礼治与法治——兼论春秋非礼坏乐崩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

春秋时期并非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春秋礼治是在王室衰微、夷狄滑夏的情况下，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对政治、文化秩序的重建，礼主要表现为诸侯间的会盟、朝聘。一方面，要求小国服从大国，根据其命令提供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国爱护小国，给予相应的帮助，体现为一种“救患、分灾、讨罪”的人道精神。春秋礼治是一种贵族政治，主要依靠贵族威仪的示范和影响，实现社会的治理，并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具有人治的特点。法也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指法度、常法，是国家制度和治理方法；狭义的法则指刑法。春秋时期的治国法度既包括礼治，也包括法治(刑法),礼与法多有重合之处。但随着郑国、晋国的“铸刑书”与“铸刑鼎”的出现，出现了罪刑法定的趋向，对传统礼治形成了冲击，由此引发了礼治与法治之争，但这只是在突出礼治还是法治、以何者为先的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随着对法治(刑法)的强调，春秋时期总体上呈现出由重视礼治到重视法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