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中国特性与国家认同

论文致力于从三种不同的焦虑出发分析中国的国家认同.本体论上(对命运、死亡)的焦虑、精神上(对空虚、无意义)的焦虑、道德(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构成三种基本的焦虑.焦虑Ⅱ在西方发达社会更普遍,造成政治冷淡；而当下的中国对焦虑Ⅰ更为关注.焦虑主体在中国更多不是自立个体,却更多是国家.国家的哲学根基与其说是自立个体,不如说是履行发展功能、富强功能的“天道”.国家高于、优先于个我,国家的富强成为近代以来深感屈辱的中国人首要的希冀.相比于西方式的民主、平等理念,富强、统一、发展、繁荣,更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与标准.国家认同不单具有狭义的政治性,更与经济发展、文化、语言、历史的认同密切相关.中国国家认同的特殊性不能仅仅依据西方的国家观予以求解,也须同时充分考虑传统的天下观的作用.创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式现代化,这个困扰过德国、俄国的问题,客观上成为中国的关键问题.中国不以特殊性对抗现代化的普遍性,而是在普遍性与中国特色的融合中谋求这一问题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