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民情：王安石与苏辙解“道法自然”之殊见

在注《老》史上，解读“道法自然”历来有一分歧：一说以“道”为至高依据；一说以“自然”为最终依据。王安石和苏辙的《老子注》亦体现出这一区分。王安石认为“道法自然”以“道”为万物之本；“法”乃道体在现象界展示自己的方式，即所谓“法度”;“自然”意为“道”成法度乃自己如此。苏辙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效法“自然”,将“自然”置于“道”之上，“自然”既是万物生发的内在力量，也是人真实本性的自然呈现，其发展趋势具有自发的秩序性。王、苏二人之解读分歧肇始于“道”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建构起各自的政治实践活动，王安石强调“尽法”,而苏辙更强调“复性”;在此基础上，两人以人为中心阐释出政治秩序构建的两种不同模式，即落实在政治治理中的推崇“法度”和关照“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