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论视域下的大同与小康——以王夫之为中心

面对《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关系的内在紧张，学者们多采取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取舍，而难以将二者的历史性与价值性统合起来。王夫之则在宋人的基础上，利用文质论的两种构造，将大同与小康的关系分为历史状态与政治法度两种层面。这一做法不仅在最大程度上弥合了大同与小康的差异，还将二者分别代表的“礼之质”与“礼之文”相结合，创造出新的社会理想——大顺，并以“仁”代“礼”成为新法度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