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幸福：康德对亚里士多德

本文译自《难以描述的日常性:哲学的可能性之研究》(The elusiveness of the ordinary:Studies in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y,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第三章:"康德和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先验替换".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非常关心幸福或至福,把它当作人类努力的最高实现,康德在这点上与亚里士多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尽管他以配享幸福来代替幸福.但是,虽然他承认幸福是人类努力的一个基本目标,他对幸福论的攻击则为19世纪突显的诸如以满足(黑格尔)与工作(尼采)来替代古典的幸福观作了准备.我们可以满足于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以配享幸福,即便我们不能肯定因而也不是真正幸福的.满足无疑低于幸福,而工作则意味着在无尽劳作这有限意义上的满足.在20世纪,幸福被代之以焦虑(克尔凯郭尔已经讨论过并把它从属于宗教的拯救或永福)与本真性(海德格尔).作者认为,幸福观的这种没落史与实践哲学的持续败坏,和它在现代数学与经验科学图景下的转型有关,而加速其没落的,则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兴盛,更不用说行为理论与更时髦的人工智能哲学了.在这一章中,作者让亚里士多德分别与康德和海德格尔这两位现代大哲对质,意在让我们看到完全免于先验论或本体论意图的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如何不同于先验论或本体论意图的理解.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对质点在于从日常或前理论生活中形成出德性的方式不同,而另一对质的要点则在于把日常生活变形为本体论,伦理与政治于是从对"日常性"的考虑中被清除掉了.译者认为,作者所努力的方向,即把现代大师放在更广大的背景特别是古典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对于我们如何以适当方式继承自康德以来的现代哲学传统,意义重大.本文所翻译的是这一章的前半部分,题目是译者所拟.

Morality and Happiness: Kant vs Aristo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