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上世纪初叶 ,鲁迅曾提出中国文化应“外不落后于世界先进之思潮 ,内不失固有之血脉”的命题 ,虽未引起学界长久的轰动效应 ,但却“预言”式地规划了此后的文化进向的大致格局。鲁迅偏重于“窃火于异域”改造“国民性”这一侧面 ,而当代新儒家则偏向于“不失固有之血脉”的侧面。这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相反相成地构成了一个“合力” ,推动着发展着更新着中国文化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蹒跚行进。回首百年历程 ,不难发现 ,这两个方面仍然存在于当下 :从上世纪的 80年代的“国学热”到今天的“西学热” ,展开了新一轮的互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 ,是这一系统的反思、前瞻的一个文化子题。唐文明的文章 ,旨在探讨“合法性”之所以生成的历史背景 ,民族命运启动的心灵震撼生发出的重振华夏风采、摆脱“主奴困境”的“苦恼意识”的“自信”在文化上的表现。应该说 ,这暗含着恩格斯重释黑格尔“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名言的积极意义 ,有启发性。但仅从作为个案承担者的冯友兰的文本价值祈向 ,也不难看到以缩影形式反射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复杂心态。当然 ,唐文只是一个个案 ,难以涵盖全体。而且就哲学所统属的知、情、意即认识论、美学、伦理学来看 ,并未全部遭遇“合法”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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