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宗教——胡适与福泽谕吉

当竹内好倡导"作为方法的亚洲"时,他显示了一种跨-普世性的构想,即普世性不是由西方所赋予的普世性,东方也参与其中,双方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追求更完善的普世性。本文延续竹内的问题意识,通过比较日本和中国来思考启蒙与宗教的问题,分析的人物是分别代表日本和中国之现代启蒙的福泽谕吉和胡适。胡适的启蒙是一种"浅显"的启蒙,它拒绝个体精神深层这一形而上学装置,这缘于胡适是标榜反黑格尔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继承者。福泽谕吉的启蒙也不是西方现代启蒙的复制,而是东亚具有的另一种不同启蒙的可能性,即不诉诸精神层面的实用主义的"浅显"的启蒙。如果不是像福泽那样视儒教为启蒙之敌,而是与西方现代文明一起批判儒教,揭示其可能性的条件,那么日本现代启蒙的形态应能大大改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胡适推动的中国现代启蒙。在今天的东亚思考启蒙,我们必须追问如何批判儒教和整个西方现代启蒙,为此,胡适和福泽谕吉应是必须被超越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