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最近克劳斯发表了一部以“研究”逻辑语义学为中心内容的著作:《狭义认识论》(《Spezielle Erkenntnistheorie》,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 1965,383 Seiten)。作者在本书“前言”里说,生产自动化、采用电子计算机、企业组织与经济规划的现代形式要求对符号学作“科学的研究”,但是,这门学科迄今在很大的程度上都“被忽视了”,因而许多自然科学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并且在社会科学里出现了“许多教条主义与肤浅的经验主义的现象”。而本书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门以科学态度来研究的语义学”。作者在本书“前言”里还说,虽然语句学、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划分起源于现代数理逻辑奠基人C.D.皮尔士,而皮尔士在许多方面都与实用主义有联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这个课题对现代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作者还援引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教授所说的那段话,表示他自己要研究和吸取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里译出的“导言”,集中地表现了克劳斯想“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用符号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企图。作者抄袭皮尔士和莫里斯的观点,把符号学规定为“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论”,把符号学分为四个部分:研究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的语句学,研究符号与反映的关系的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客体的关系的信号学,研究人与他所使用的符号的关系的语用学。克劳斯反对把符号视为“客观存在的对象的反映”,他说,“我们从来都不能说,符号以某种方式依赖于客体,与客体有因果关系”。他认为,符号只是通过反映而跟被反映的客体有关。他公然声称,“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符号学为认识论的一个分支”。在这以前克劳斯还写了概括地讨论符号学问题的《符号学与认识论》(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3年)、专门讨论语用学问题的《语词的威力》(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4年)、部分地涉及语句学问题的《现代逻辑》(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4年)以及一些论文。民主德国的某些哲学家对他的这种研究趋势赞扬备至,说什么克劳斯的著作“采取了反教条主义的立场”(《统一》杂志1965年第6期),“将若干神圣的禁物抛于舟外,沉诸大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德国哲学杂志》196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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