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古代日本人在理解和应用中国古代典籍时,长期利用"汉文训读"这一文化翻译技法将原文本加工成日语"书下文"与古汉语并用的形式。这一语言形式在前近代日本思想文化世界中发挥着阅读、理解、表达以及广域沟通的重要作用。进入明治时期,近代社会建构"国民国家"的需求期待形成统一的"国语"。社会语言环境的这一重大变动使"汉文训读"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减退。与此相关联,儒学言说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即它不再是在东亚社会中各地共有、能维持思想文化互动的存在,而成为了仅在日本国内用于宣讲"国民道德"这一近代课题的言说。"忠孝一本"的表述即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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