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儒道的天道观分歧及其治术思想之别——以《淮南子》和《春秋繁露》为中心

汉初儒道关于治术的有为与无为之争,本质上源于其天道观的根本分歧。对于天道的不同理解,既是儒道有为与无为之争的信仰依据,也体现为他们本质有别的天人感应说和工夫论。天道观的分歧也使得儒道的阴阳刑德思想表现出形似而实别的特点：尽管儒道皆主张阳尊阴卑并以刑德配阴阳,但二家赋予阴阳刑德说以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意义,提出了迥然有别的治世主张。进而言之,儒道的有为与无为之争也可归结为文质之辨。如何看待此辨,关乎如何看待人性以及何为文明、文明何用等重要问题。在此,道家尚质抑文的价值取向及其无为之术所可能导致的风俗鄙陋、人心败坏之弊,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越发显露出来。所以,武帝以后儒术得尊、经学昌明的思想文化局面的形成,不仅是儒家尚文重教的属性使然,而且是历史时势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