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药品到毒品的“角色”转换

毒品与药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毒品来源于药品但又不同于药品。具有依赖性的药品一旦流入非管制渠道,用于非医疗目的,在社会上泛滥便成为毒品。因此,对有依赖性的药品需要严格管理并合理地使用。     

非法人体试验行为的刑法规制

非法人体试验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现行刑法又无法全面进行规制,致使该行为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影响了刑法预防犯罪目标的实现。根据犯罪化所应当具备的社会危害性、刑法谦让性原则等条件以及国际立法经验,建议刑法修正后增加非法人体试验罪,并参照非法行医罪的法定刑进行刑罚设置。     

司法判例实证分析“药神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由于境外药品审批的滞后性及患者经济负担等原因,代购未经批准进口的境外原研药及仿制药现象在我国客观存在,一旦进入公诉机关视野成为备受瞩目的“药神案”,往往要在市场秩序与患者生命健康权之间相平衡。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回归药品实效性,将“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排除在“假药”范畴外,使得此类行为不再构成销售假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口、销售未经批准的药品完全合法化,其仍可构成行政违法,甚至刑事犯罪。在总结裁判文书网公布的相关案例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探究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以期实现司法裁判的统一。     

中俄处罚人体器官移植犯罪法规比较与思考

人体器官移植为20世纪生物工程领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国,然而近年来非法器官移植现象日益增多,我国现行法规对人体器官移植犯罪惩处力度不够。器官移植应依法进行,为了给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科学立法提供借鉴,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俄罗斯器官移植犯罪直接入刑法,我国器官移植犯罪为间接入刑,规定不完善,配套法律缺失,附加民事责任不具体,没有对被害人的赔偿条款。建议我国刑法设置非法器官移植犯罪,并附加具体的民事责任。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解释学审视——对立法批判论的回应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设立后,学界存有部分反对观点认为本罪分则位置及实行行为的规定存在问题。基于解释论的立场,本罪保护法益为基因库安全、人性尊严以及公共卫生管理秩序,立法通过对形式法益的保护一并实现了对实质法益的保护,且公共卫生管理秩序是主要法益,故本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体系位置无可厚非。因为“植入人或动物子宫”的行为是实现生殖系基因编辑或生殖性克隆目的的必经阶段,所以本罪实行行为的规定在技术层面上彻底断绝了被基因编辑、克隆的细胞发育成存活个体的机会,从而达到了对该犯罪行为规制的立法目的。

     

“Delayed Response” as Tested by three Methods and its Relation to Other Learning Situations

The so-called “nervous habits” of 198 students were assessed by time-sampling 22 movement categories. Concentration of manipulatory behavior in the head and hand areas suggested that the stimulation generated by these activities is of some importance. Compared to men, women showed less facial manipulation and less leg and foot movement, but compensated, particularly by more nail-biting and manicure. Category scores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linear correlations with either Extraversion or Neuroticism scores on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Inventory (EPI). This may be due to idiosyncrasies in movement patterns.     

组织出卖卵子行为的刑事定性

被原卫生部规章禁止的组织出卖卵子行为有增长之势,为防止本行为的泛化,需要深入研究。采取实证统计的方法分析国内现有组织贩卖卵子行为的社会及司法现状,反映以组织出卖卵子、被取卵女性的身体权为案由的司法判决数量与社会现实不均衡的现象。同时,组织出卖卵子行为可能存在一定法益危害,因而本行为有必要以刑事定性。再结合文献比较的研究方法,评价目前学界对本行为刑法适用的各种争议,得出现行刑法体系下应以非法行医罪、故意伤害罪定性本行为合理性的结论。     

非法行医及其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认定

医疗行为主体的未限定性决定了非法行医主体的非限定性,医疗行为应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行为主体故意实施的违法行医行为必须兼具营利的主观目的性才构成非法行医;非法行医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也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只不过有其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