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易"与《伏羲易》的比较

本文认为,"神农易"与《伏羲易》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是中华大易体系的一体之两面,它们共同严密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以二进制数理自然地展现了宇宙生成的本然面目。它们孪生的对立统一关系恰恰又反过来证明着"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以道阴阳"的易理精蕴和大易本旨。"神农易"与《伏羲易》的并行,将启示着人们重新对《易经》的象数进行深入地反思。     

民俗学视角下管晏“不死”故事的比较探析——以孔子的评价为中心

管仲与晏婴同是先秦齐国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他们的故事中均有不为所事之主而死的情节。从民俗学角度,说明时代和民俗的变化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分析孔子评价人物的仁、道标准及其言说标准下的管晏形象,为当下职场人士处理上下级关系提供参照。     

管仲与李觏功利主义思想比较初探

管仲与李觏均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主张以“循公而不私”、“义利并行”为价值原则．倡导富国富民之社会功利;管仲开社会功利思想之先河·佐桓公九合诸侯而一匡天下,李觏则始倡有宋一代之功利主义思潮。推进社会变革,“匡国济民”,成为“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两人思想影响深远。通过对管仲与李觏功利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揭示出功利主义思想的历史联系及社会作用,于今天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以《易》明"道"的易学史观--郭雍易学史观研究

郭雍是兼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属于程门支流.郭雍秉承义理解易之风,推崇二程、张载而又自成一家.郭雍反对象数派的<河图><洛书>衍生大易的观点.他认为<易>为圣人明道之书.到了春秋时期,大道不行,卜筮成为主流.<易>为包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所作.对"道、象、数"的关系,郭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雍还认为汉代以来,象数之学附会于<易>,圣人之道熄灭无传.直到程颢、程颐、张载三先生发挥易理精奥,圣人之道才得以重现.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是程颐的学生,郭雍作<郭氏传家易说>的目的就是继承程颐和其父的解<易>传统,阐明圣人之道也.     

早期归隐现象与管晏的隐逸观

我国古代的隐逸发生很早,至迟在商周之际就有不少可信的例子,到春秋时期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对于隐逸,管、晏进行了具体分析,给予隐士客观评价,并主张国家积极征召隐士。管、晏的隐逸观与他们自身经历有关,也是其“举贤授能”人才思想的一部分。管、晏招隐士的主张,对于当时诸侯笼络人才、赢取民心、稳定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读马王堆汉墓帛书《衷》篇札记

文章疏通了帛书《衷》篇的若干处文意,并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其内涵。如《衷》篇认为《周易》是巫史和文王共同完成的作品,巫史完成其数术部分,文王加入卦爻辞部分,这是对《周易》成书过程的较早表述之一;《衷》篇透露出先秦易学中关于人性的讨论与孟子、荀子都有极大不同,它将文人、武人作为两种人格来讨论也是传世文献中少见的;《衷》篇很多句子可与其它帛书《易传》的篇章合读,它们都很重视阐发《周易》中的德义。此篇帛书中有些句子的思想接近思孟学派,这说明其中有些内容不会早于战国中期。     

Moderating effect of Zhong Yo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behaviour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Zhong Yo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behaviour in Chinese companies. A total of 273 paire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employee self-rated creativity and Zhong Yong and supervisor-rated innovation behaviour.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people higher on Zhong Yong, their creativity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innovation behaviour; for people less immersed in Zhong Yong, this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This finding provides a new insight into the effects of Zhong Yong on the creativity-innovation behaviour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Th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创造性思维的社会文化基础

创造性思维作为创造性的内核, 是个体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上产生新颖独特且实用观点或产品的思维形式。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的三层次模型, 分别从文化观念、文化活动或经历以及文化工具三个层面, 围绕人性价值观、中庸取向、非价值性文化传统、海外旅居、多语种学习、以及文化工具所涵盖的文化规则、符号和实物七个方面阐述了社会文化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未来研究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继续从文化与社会因素的依存性、个体差异控制、文化和创造性思维的类型差异以及多重研究取向协作四方面深入。     

邵雍易数哲学探微

本文将分五个部分以论邵雍之易数思想：首先,以天地之数和圆方之数作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数分为十六大位,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其次,以阴阳奇偶之数作为天圆地方之数的基础,并以阴阳刚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数,参以天地变化之数和体四月三之原则,以导出象征生灵万有之动植通数。再次,结合前两部分所探讨之天圆地方变化十六位数和阴阳刚柔奇偶动植通数,以呈现出一体用生物运行具象之数,以此代表天地万物的流行生化之象《天主运行,地主生化》。再次,将天行刚健之数进一步具体细分为元会运世之数．以成就邵雍独创之历法纪年。同时,将地生柔顺之数进一步体现于律吕声音之多元性和差异性来表现动植生物之不齐与参差。最后,以此五类大数施行、旁通而统贯于自然界与人文界之一切万有,以作为邵雍易学中穷理之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