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以达变:论钱穆先生对《易传》的诠释

钱穆先生在<易传>的研究上,先从文献入手,发表<论十翼非孔子作>以厘清孔孟旧儒与战国时代新儒的不同;其后发表<易传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讲述代表战国新儒思想的<易传>,虽然与孔孟旧儒不同,但仅限于天体宇宙论的建构方面,盖因此领域为道家所擅.<易传>作者吸收道家之长,融通道家宇宙论,转而建立属于儒家的宇宙论,这是值得肯定的转变.正如钱先生文中一再致意的:<易传>虽吸收道家宇宙论的思想,但并未背弃儒家人生论的精髓,所以在吸收过程中皆予以转化,换句话说,便是将老庄自然宇宙观变成儒家德性的宇宙观,以求合于传统儒家的人生哲学.     

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博通群经,邃于经义,兼擅众长,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清代的易学著述等都做过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体现了象数、义理并重的治《易》倾向。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同时又注意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我们研究中国易学史,应该重视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钱钟书论《易林》述评

当代学人尊之“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对汉代焦延寿《易林》给予诗学意义上的极高评价:称与《诗经》“并为四言诗之矩（?）”。《管锥编》立《焦氏易林》专题,论述《乾》、《坤》……《未济》等三十林,涉及林辞数百篇.先生慧眼独具,对所论及篇、句的文学价值,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作细致分析,纵横比较、中外沟通,使《易林》的文学意义凸显于两汉文学背景之上,亦为中国文学史之奇葩。但钱先生以“文本自足”观认为不必为《易林》姓焦姓崔“判儿猫之是非”,本文对此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