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言的词学与易学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开派领袖,但更是深通易学尤其是虞氏易的古文经学家,这一特殊身份决定着他的词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易学的印记。他释词为“意内言外”来自汉代易学家孟喜对易之卦爻辞的解释,对唐宋词的解读注重探究其中的微言大义,则是虞氏“发挥旁通”、“贯穿比附”说易方法的直接运用,而他概括词的特征为“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也是明显地受《易·系辞》对《周易》文本特征描述的启发。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说词过于偏重作者原意的搜寻,只看到文学作品中形象与寓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形象与寓意之间不只是简单的比附关系而应该是相融无间无法拆解的,所以常州派的传人周济特别重视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创造,将“意内言外”之意由张氏所指向的作者之意转换为读者之意,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视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较之张氏所论更为符合艺术鉴赏的审美规律。     

《周易》与"楚辞"

由一系列的考证可知,《周易》“卦爻辞”与“楚辞”的得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根据《周易·系辞传》所给的信息,“辞”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它乃是一种曲托假借、盲近旨远的特殊语体。“楚辞”的得名,正由于此。     

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程氏易学的为政之道

作为北宋时代的洛党领袖,程颐倾其毕生心血所努力追求的就是一种含弘、宽容、合理的社会存在,企图依据易学原理,找到一条由内圣而开出外王的统一之道,达到内圣与外王的贯通,表现出作为儒者“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本文从三个方面一窥程颐丰富的政治思想和同时代的王安石一样,程颐主张改革北宋弊政,提出“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的主张。但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二人有很大分歧;在肯定集权君主的前提下,程颐主张对君权进行限制,君臣之间要推诚相待,任用“刚明之臣”格君心之非”;举贤、任贤的前提是养贤,刑罚和教化为养贤提供条件,刑罚齐其众,教化善其俗。程颐更重视教化的作用,因为通过教化可以达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序卦》研究辨析

本文就唐宋以来对通行本《序卦》的义理与象数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对各种研究的结果进行了考辨。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的看法,指出似乎从当时《易经》成书及揲蓍变卦等方面考虑《序卦》之卦序安排,则可能会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

传教士丁韪良出于借心理学来传播宗教的目的在1898年出版了《性学举隅》, 这是融入了许多西方科学心理学知识的中文心理学著作。中国最早开设心理学课程的登州文会馆的两名毕业生在丁韪良撰写《性学举隅》过程中进行了笔述工作。丁韪良曾为益智书会撰写心理学教材但未完成, 益智书会转而出版了颜永京的《心灵学》(上本)。以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为纽带, 19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进程中的几个重要事件构成了一副较完整的历史图景, 反映出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与宗教传播有着密切联系。《性学举隅》吸收了当时西方心理学前沿性的生理心理学知识, 向中国引介了催眠术和颅相学知识, 并对中国的“五官说”、“七情说”进行了修正与补充, 同时也借用了汉字的造字法来阐述其部分心理学观点。由于丁韪良向中国传播心理学是其宣传宗教思想的手段之一, 而颜永京译述海文原著的《心灵学》更倾向于向中国传播心理学这一学科, 强调了心理学与众多学科的联系和应用价值, 因此丁韪良在心理学术语创制上的历史功绩要逊于颜永京。颜永京于1882年将psychology翻译为“心才学”, 这是目前发现心理学学科的最早汉语翻译名称。     

再论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

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 ,其义同于“数”。根据《素问》的记载 ,“数”是人中之阴阳 ,“象”是天地之阴阳。这与帛书《要》篇中将《易》归于“人道”的说法相通。另外 ,据秦汉时代的流行观点 ,伏羲画卦的传说也与人道思想有关。     

《汉书·魏相传》与西汉易学

《汉书·魏相传》是研究西汉易学的一篇重要文献。文中云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反映了西汉中期易学的特点。《易阴阳》是将《易经》与阴阳数术结合的产物;以五行配八卦、中央黄帝执坤艮治下土。反映了黄帝学说对易学的影响。儒学中《易》与礼相通．魏相说《易》引《明堂月令》．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相对概念之调适

相对之原理见于大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宇宙相对之二大动能也。此两种相对不同之势用,互为消长、依存,推动宇宙、人生,乃有今日之大千世界。凡事物皆有正反两面,故有利则有害,有是则有非;利害同一体也,是非同一体也。于生死、寿夭、成败、得失莫不皆然,宇宙万有无不在相对原理之中,人则茫然而不知,此易学之妙用也。本文特举相对概念之大者：一曰善恶,二曰是非,三曰祸福,四曰生死,五曰寿夭,六曰得失,七曰贵贱,八曰黑白,九曰荣辱,十曰利害,十一曰忧乐,十二曰正反。此十二曰,争议之大者,而论其所以自处之道,欲人不堕入相对之迷雾中而无以自拔也。综上十二项皆物论争议之大者,执相对之两端而纷纷不息,则世界永无宁日,不如泯绝相对之概念以归于中和。孔子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不仅人类和平共存,则天人亦和谐无间矣。     

晚清时期执权居士创制“心理(学)”一词的考察

据史料表明, 中国人执权居士于1872年在《申报》上首创了学科名称“心理(学)”一词, 这要早于日本学者西周1875年公开使用“心理学”一词。本文判定晚清的持平叟、执权居士、持平子、持平居士、公道老人均系同一人, 即朱逢甲。朱逢甲饱读经书, 国学底蕴深厚, 并在襄助传教士办报纸过程中接触到了西学, 具有了现代学科意识。1871年, 他在讨论中国传统相术时, 曾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过“心之理与事”一词, 为其创制“心理(学)”一词奠定了基础。中学与西学的交融与碰撞是朱逢甲创制“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尽管“心理(学)”一词首先由中国知识分子创制, 但因西学在中国晚清时期发展的延缓和曲折, 故没有像日本学者西周使用“心理学”一词之后在日本学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论易学史研究在易佛关系问题上的两个疏忽——兼谈太虚大师的易学思想

易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显学。学界对于易学史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这一成就背后却还留存着一个遗憾．那就是我们的易学史研究疏忽了易佛关系这一大课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我们没有研究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期,为什么佛教在与儒学和道学相沟通的同时却不与易学相沟通;(二)我们没有重视宋明以后存在的大规模的易佛沟通现象。本文以素描的方式勾画出了一幅被学者们忽略了的易佛关系图,有理有据地对疏忽易佛关系的研究状态提出了警策,并以太虚大师的易学思想为例,说明了易佛关系是不应该被疏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