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龟兹

一、从游牧到定居——吐火罗人的绿色家园 龟兹（丘慈）,这个古老的名字对现代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陌生,是因为它是年代久远的古老地域的名称;熟悉,是由于在当下文化研究的“热潮”中人们对它耳熟能详。因而,“龟兹”二字实际上仅限定在古代人文地理的范畴,时段至少在汉代到唐宋期间,地点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以现在的库车、新和、拜城县为中心的绿洲城邦周围。     

信仰与民俗的雕造——十六国北朝小型石刻造像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石刻造像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而且小型石刻造像较之石窟寺造像更具特有的质朴、世俗、自由的民间气息,是反映十六国北朝时期中下层经济文化、人情风俗、生活习惯的艺术作品。对这批造像的研究,亦是研究石窟寺造像的有益补充,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十六国北朝佛教石雕造像艺术。     

佛教石窟寺与陵藏

梁思成先生曾言“自一般人民之思想起,以至一物一事,莫不受佛教之影响”[1]。的确,随着佛教的入传,作为重要载体的佛教艺术亦随之接踵而至,共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其中又以石窟寺艺术为最。随着佛教对世俗社会渗透的加深,世俗政权意识到它对维系、加强统治的作用。于是,他们便不仅给佛教以一定的发展空间,而且更自觉不自觉地对其艺术进行模仿改造,从而在生活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陵墓便是其中一例。佛教石窟寺是僧徒为供奉佛像而凿建,陵墓乃世俗社会为其最高统治者而建造。二者的对象都是各自生活世界中的主宰者,这样的地位使二者具备…     

重峦千仞塔——中国的佛塔（上）

中国的佛教建筑,以其保存的情况和各自的特点可分为佛寺、佛塔和石窟寺三大类型。佛塔从佛教意义上说是最早最为神圣的建筑,大约公元一世纪随佛教传人我国,并与我国传统建筑相结合,成为中华古建筑中一束绚丽的奇葩,也是中华大地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

佛教传入中国初期,龟兹和焉耆曾起过中介作用。鸠摩罗什前,龟兹佛教已进入前期鼎盛,此时统治龟兹的是小乘律。鸠摩罗什学问由小乘转为大乘,是其一生极为重要的关头,这期间,龟兹戒律也转为大乘,此为罗什影响所致。在说服其师归依大乘后,罗什渐“道流西域,名被东国”。鸠摩罗什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依然兴盛,只是龟兹已渐转为小乘律天下了。鸠摩罗什曾非常向往中原,后来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中国。     

中国佛教石窟造像题材的演变

起源于印度的中国佛教石窟寺艺术,在与本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艺术形式、造像题材呈现出本土化、中国化的特点,石窟造像由最初的单一题材发展为多种题材、多种类型的组合形式。石窟寺艺术在唐代达到顶峰,五代宋元开始减弱,明清至民国逐渐衰退乃至退出历史舞台。     

论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在龟兹的流行

从佛教文献以及龟兹现存的佛教遗迹可以明显看出,古代龟兹佛教属于小乘佛教,早期流行阿含部,法藏部也杂有流行,还发现了密教的经典。龟兹佛教受到罽宾一带佛教的影响,后来小乘说一切有部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当地出土的梵文、吐火罗语文献绝大部分属于说一切有部经典,这与古代高僧的记载相一致。从龟兹保存的石窟中可以透视出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在龟兹的流行情况,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其壁画内容主要反映"唯礼释迦"的小乘思想,并且有些题材仅出自小乘说一切有部经典。     

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与龟兹密教

龟兹密教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20世纪初问题提出,近百年的时间,学术界对龟兹曾有密教流行,尤其早期有杂密思想的存在和影响的结论,几乎达成一致。但在论据和论证中却始终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直到季羡林的《龟兹之密宗》将中原文献与西域佛教考古结合起来,从西域出土文献资料出发,提出极具权威的证据。但是季羡林的论文也只是说明7至9世纪时龟兹有密教流传,属于纯密阶段。关于3至7世纪的龟兹早期密教(杂密)流传情况学术界仍然没有确定的证据。本文回顾了这一过程,并从新疆库车佛塔出土的4至6世纪梵语婆罗谜文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的角度提出龟兹早期杂密流行的新证据。     

唐代龟兹汉人的净土思想

<正>龟兹是古代西域著名的佛教国家,中原佛教素来受惠于龟兹,如中原净土信仰之形成就与龟兹僧人对净土经典的传译分不开。但是,公元7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并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大量汉族僧俗西渡流沙,来到龟兹,出现了中原佛教向龟兹的回传。汉人在遥远的龟兹开窟建寺、绘制壁画,为汉人热烈推崇的净土艺术也在龟兹石窟内大放异彩,其中不乏精美之作,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