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麦克莱伦和罗森的“抄袭说”——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对鲍威尔宗教观的超越

麦克莱伦和罗森否认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原创性,认为开篇与宗教相关的表述是在抄袭鲍威尔,这一说法是对马克思的极大贬低,也是未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宗教批判思想的表现。鲍威尔的宗教批判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展开,忽视群众的重要地位,他极力反对阶级斗争的做法实际上是为普鲁士反动统治服务。甚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都被鲍威尔看作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原则,他的宗教批判观点体现出鲜明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在《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都对鲍威尔的宗教观进行了超越,呈现出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迹象,将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同实现人的解放相关联。他充分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明确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的口号,表现出对德国思辨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不满。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写作安排和实践活动,其语言表达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后的呈现,并非跟在鲍威尔身后亦步亦趋。     

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原则的逻辑演进

<正>一、黑格尔宗教哲学中潜藏的逻辑矛盾在黑格尔看来,宗教在现实中的发展与绝对精神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一致的,宗教就是以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表象再现了绝对精神外化并返回自身的整个过程。然而,当逻辑与现实历史发生矛盾时,黑格尔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历史以符合逻辑。在宗教哲学中,黑格尔对于现实宗教的历史顺     

犹太人问题何以成为"当代的普遍问题"——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解读

本文通过解读马克思对鲍威尔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批判,探讨马克思思考犹太人问题的两个维度,即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和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并通过剖析马克思与鲍威尔以及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区别,进而清理马克思对传统思辨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启蒙哲学的内在批判关系.     

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与龟兹密教

龟兹密教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20世纪初问题提出,近百年的时间,学术界对龟兹曾有密教流行,尤其早期有杂密思想的存在和影响的结论,几乎达成一致。但在论据和论证中却始终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直到季羡林的《龟兹之密宗》将中原文献与西域佛教考古结合起来,从西域出土文献资料出发,提出极具权威的证据。但是季羡林的论文也只是说明7至9世纪时龟兹有密教流传,属于纯密阶段。关于3至7世纪的龟兹早期密教(杂密)流传情况学术界仍然没有确定的证据。本文回顾了这一过程,并从新疆库车佛塔出土的4至6世纪梵语婆罗谜文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的角度提出龟兹早期杂密流行的新证据。     

重思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有过三个回合的论战。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聚焦于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立足于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过程中对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降格处理，主要体现在将鲍威尔人的解放的主张降格为政治解放的主张。这一降格处理根源于二者思想的深层分歧，即是否承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只有承诺这一前提，才能说鲍威尔只能达到政治解放的高度而达不到人的解放的高度。未澄清并重视此前提而径直将鲍威尔的主张定性为政治解放，既会掩盖鲍威尔对人的解放的关切，也会模糊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深层分歧所在，不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到之处。     

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的诊断

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试图将犹太人问题与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诊断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但三者做出了不同的诊断。鲍威尔认为是宗教本质的局限性与特权的效力，马克思却认为是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冲突，赫斯则认为是种族-民族冲突。虽然现实中的犹太人问题糅合了宗教、特权、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种族、民族等多种因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切中了犹太人问题的现实。但是，三者的诊断并不能等量齐观，因为三者分歧的焦点不在于犹太人问题是什么，而在于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问题是什么。综合考虑三者的理论眼光和现代社会的总体图景变迁，本文认为，相比于鲍威尔和赫斯，马克思的诊断更具有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