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语录

1幸福不是你开着多么豪华的车,而是你能开着车平安到家。幸福不是你的爱人有多漂亮,而是爱人的笑容有多灿烂。幸福不是在你成功时的喝彩声有多热烈,而是在你失意时有个声音对你说"朋友,千万别倒下"。2读书多,方恨少。一本好书,要读懂,却不易。好书都是迷宫,你要按图索骥,读懂一本书,却要另外再读十余本书,以此类推,如杂乱的线团,你想理顺它,却越扯越多。对于那些清如白开水     

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局限与拓展:亲社会偏好模型的兴起及其意义

瓦尔拉斯体系假设纯粹自利偏好的个体依靠完备契约和第三方无成本实施来维持社会运转,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社会运转的真实情况。更加符合现实的思路是个体偏好中并不仅仅包含自利偏好,而且包含亲社会性的他涉偏好,只有在个体具有愿意付出成本实施某种亲社会行为的偏好时,社会才可能得以存在。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学领域近年来兴起的亲社会偏好模型及其对瓦尔拉斯体系的拓展,并讨论了这种趋势的经济学含义。     

跨期选择的变易程度正向预测中华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亚非欧美大洋洲18国跨国研究

跨期选择是对不同时间点的得失的权衡与选择。伊索寓言《蚂蚁和蚱蜢》假借群居型昆虫的跨期选择偏爱暗喻投资未来的慢策略比只顾眼前的快策略更利于生存。用跨期选择领域通用的语言解读这一寓言便是：选择大而迟选项的蚂蚁比选择小而早选项的蚱蜢更可能扛过严冬而生存下来。为了探索何种跨期选择策略更有助于我们扛过疫情,本研究调查了亚非欧美大洋洲这5大洲18个国家共计26355名受测者对混合得失双结果的跨期选择偏爱,测量了人们平时和疫时跨期选择偏爱的变易程度(2类变易的程度指标),以及人们自评的扛疫成效。跨文化比较结果的主要发现是：不同通货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1)和不同时期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2)能联合预测中国/新加坡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不同时期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2)也可以单独预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日利亚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这2类选择偏爱变易的程度指标不能预测其他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或者预测方向和假设相反)。基于易经“穷则变,变则通”的要旨和跨国比较的发现,我们认为：面临历史危机时善于变通的特长抑或成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竞争优势;在应对危机时,与中国文化距离越相近的国家或民族抑或也能...     

四卡问题的内容促进效应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设计了２种抽象材料和４种具体材料的四卡问题,对４３６名大学生进行测试,以考察被试解决四卡问题时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并检验命题内容对推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四卡问题十分困难,具体内容的四卡问题并不能产生促进效应,大学生的推理表现出“匹配偏向”的特点。     

侦查程序诉讼化理论与我国侦查程序改造的路径选择

针对我国侦查强职权主义的特点,学界提出了侦查程序诉讼化理论,期望运用现代诉讼的基本原理改造现有的侦查程序,引进司法权的介入与控制,增强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平等对抗的能力。侦查程序诉讼化理论契合了现代诉讼程序保障权利、限制侦查权滥用的价值追求,但由于对侦查程序的内涵把握不准,在司法介入的性质和犯罪嫌疑人地位的定位上难以做到理论自洽和符合侦查实践。不同于审判程序,侦查的过程既存在侦查机关单方面调查活动,又包含了控辩双方及其他程序参与人的参与。因此,我国侦查程序改造的路径选择应当围绕这两方面的内容而展开。     

产品设计手绘课程分级教学方法初探

高校扩招给大学艺术教育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为了适应此变化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可引入分级教学方法中的隐形分级教学。本着因材施教和提高教学效果的原则,根据学生实际水平和接受知识的潜能,将其划分为不同层次,确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教学方案等,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活动,在讲授、辅导、练习、检测和评估上充分体现层次性。分级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各类学生,人人有兴趣,各个有所得,在各自的最近发展区内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让学生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都得到进步。     

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的溢出效应：归属需求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的作用

以往研究证实了职场排斥会对员工组织内诸多方面产生危害, 然而关于职场排斥向组织外部特别是家庭领域的溢出效应还知之甚少。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溢出效应和具体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有显著正向作用, 对家庭满意度有显著负向作用; (2)工作压力中介了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关系; (3)员工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对工作压力的影响, 同时调节了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家庭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4)员工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作用, 并且调节了职场排斥通过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多时点结果跨期选择的决策效应及其心理机制

多时点结果跨期选择涉及两个及两个以上多个时点结果的权衡, 正日益成为跨期选择的研究重点。现有研究主要从两时点结果和序列结果两方面深入探讨了多时点结果跨期选择中的诸多决策效应, 包括：隐藏的零效应、象征效应、额外金额效应、前端金额效应以及序列效应, 并运用序列模型和权衡模型对上述决策效应进行阐释。未来还应深入探索同时涉及损益结果混合的多时点结果跨期选择, 运用决策过程追踪技术揭示决策效应的过程机制。     

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当前,选择超载领域研究的焦点已从验证其是否存在,转向至其何时存在,即边界条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调节模式理论,分别以决策后悔和延迟选择作为选择超载的指标,开展两个实验探查选择超载存在的调节模式条件及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实验1以决策后悔作指标,运用量表测试法操纵调节模式,初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决策后悔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体验到更强的后悔情绪,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决策后悔无显著差异;实验2以延迟选择作指标,通过任务启动法操纵调节模式,进一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延迟选择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延迟选择偏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表明选择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效应。总之,通过采用不同方法操纵调节模式,选取不同的选择超载指标,数据结果都一致支持：评估模式的个体比运动模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选择超载,选择难度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