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绝俗与返本归真:魏晋美学生成的庄学基础

魏晋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新的政治教化尚未形成,逐渐摆脱汉儒纲常名教束缚的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与自由。这一时期,玄学是政治形态与思想文化的主导,它主要以古代典籍中最具形而上学特色、包含丰富哲理的《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为阐释对象,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与美学形而上的精神理想来倡导一种道家对天地自然和谐的超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以色列人在遭受非利士人多年的躁躏之后,在上帝的帮助下,打了一场大快人心的胜仗。“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伏,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13节）对于以色列人,这场胜仗有着继往开来的意义,平息了外族的骚扰,开启了和平的时代。然而,这次胜利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摆脱外邦人的欺压,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人通过这件事对上帝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对信仰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忠孝观

<世说新语·德行>撇开了华歆、王朗之徒的不忠不义之举,赞扬他们的"小廉曲谨"之行.以忠义入选<德行>的只有一则,而以孝行入选的却有十三则,其结果显示出:在玄学思潮的冲击下,魏晋士人援道入儒,重新建构他们特有的道德观与价值取向.随着君权的衰落,门阀制度的确立,他们普遍接受了先亲后君、先孝后忠的思想.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做出种种越礼行为,但并不想废弃礼教,而是提出了"因时修制"、"缘情制礼",试图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因此他们在推崇孝时并不只主守礼之孝,而是同样看重出于真情的死孝、心孝.     

试论孟子与士人精神

作为中国“轴心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孟子希望以道德化政治,实现天下有道。他提出士人修养的“浩然之气”,在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上主张“道高于君”,而对于广大普通民众则倡导“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在此基础上,孟子推出了四种士人典范。而在孟子这些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乃是对德性的张扬,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他明显偏重于前者,这是孟子关于士人精神的特色所在。在孟子的精神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信仰和勇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是一位信仰道德的“宗教家”,而不是一位代表智性的“学问家”。     

奉献与侍奉

经文:“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 神在选召摩西时,给摩西一个十分明确的托付,就是“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在这山上侍奉我”(出3:12),并且要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     

那少年人是谁的孩子?

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押尼珥说：＂押尼珥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押尼珥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押尼珥领他到扫罗面前,     

与命与仁:试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孔子所谓"与命与仁",充分彰显了孔子立言为学与士人君子之学的宗旨要义以及作为一种道德性命之学的中国学问的精神特质与义理内涵。要而言之,士人君子的精神生活与道德生命主要不是由个人利益的得失考量所主导和支配,而是由命与仁两大核心要素共同构造而成。对士人君子而言,只有在知命与体仁之间,即基于对天命因素与命运力量的深刻洞察和切己体认以及对于仁德修养与道义理想的追求和践行,才能成就人类可大可久之不朽的道德功业,从中则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具体表现为:守望文明,维新中国;生于忧患,自强不息;穷理尽性,安身立命;天下为公,生民为重;生命感通,万物一体。     

先秦诸子政治态度平议

先秦诸子的丰富思想是士人创造的,他们创造的不同思想与其所持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如果将先秦诸子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做一基本分类,大体有依附型、疏离型、合作型三种类型。其中,法家、道家、儒家影响最大,分别体现为依附王权、疏离王权、与王权合作三种政治态度类型。     

青年大卫的蒙召

经文:撒上16:1—13 在整部圣经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大卫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凡提到大卫的宝座都与君王有联系(赛9:7),主耶酥基督也称为“大卫的后裔”(耶33:14 15、亚6:12-13、太1:1)。     

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中国古代的士、士人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价值、准则(道)的坚守、维护者,因而具有自觉的使命感、责任感,以“任重道远”自策、自勉.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主要表现在文化传承、社会批判、道德教化、匡救社会危机诸方面.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继承,但与古代传统士人相比,中国近代以来新型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又有了新的内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