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天台宗的振兴之道

在二千余年中国佛教的发展进程中,隋唐佛教是公认的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隋唐佛教最重大的贡献之一,便是"禅开五叶,教创台贤",对传承于印度的佛陀圣教,进行了契理契机的解读与整合,表达了"佛教要化中国,必须要中国化"的基本诉求。这其中,天台智者大师及其开创的佛教天台宗,在中国佛教界赢得了"东土释迦"和"教观双美"的崇高赞誉,千载而后,依然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道教道性论浅议

隋唐时期,中国道教正式开始对得道成仙之依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具有非常重要理论意义的“道性”论。“道性”论的提出,极大地推进了道教的学理化进程。它不仅对众生悟道成仙的理论根据进行了严密的论证,而且还大大简化了道教的修炼程序,把修道的重点安置在修己一     

中国佛教与印刷术

源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二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争、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迅速发展,到隋唐时期达于鼎盛。唐朝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具体描述了发展中的佛教盛况。 佛教信徒把念佛、诵经、造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把抄经看作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认为怀着虔诚之心抄写佛经可以“所获福聚,无量无边”,可“见释迦牟尼”,可以“灭罪”,而且写经越多,功德越大,那么虔诚的佛教信徒怎能不夜以继日、全神贯注地抄写佛经呢?     

隋唐时代的僧人与游学行脚

游学行脚是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创宗立派,许多有名的大和尚与宗派的创立者,通过国内外问道求法,成为一代宗师。游学行脚不仅仅是游山玩水,更重要的是博学众长,深刻领悟佛法。     

从隋唐佛道论争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认为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不能不说与佛教思想的激发及其佛道争论的刺激有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佛教心性论只是道教思想家进行思想创造的“前理解”与诠释背景,他们的诠释对象仍然只能是道教及其道家思想传统,因此,道教心性论思想的若干命题即便是与佛教的相关部分非常相似,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道教的。换言之,佛教心性论影响道教心性论的最大者其实是哲学方法,而非简单的名词与命题的移植或模仿。     

敢把余生献古塔——漫谈北京的佛塔及佛塔摄影家赵程久

佛塔起源于印度。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我国以前,我国没有"塔",也没有"塔"字。当梵文stupa与巴利文Thupo传入我国时,曾被音译为"塔婆"、"佛图"、"浮图"、"浮屠"、"窣堵波"等,由于古印度的Stupa是用于珍藏佛陀和高僧的舍利,供信徒供奉纪念的,亦     

长安道教的底色——隋大兴城道观及其唐代命运(上)

隋与唐初是从山林道教到都市道教的转型期,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的转型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造,此前分别发展的南、北道教传统也进一步整合,而隋王朝的新都——大兴城逐渐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经过考证,可知大兴城共有十座道观,其中道士观八座,女冠观二座。除了三洞观、澄虚观、灵感观等三座道观始置年代不详、玄都观于开皇二年从长安故城迁来之外,其余六座道观均始置于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其中四座更与隋文帝直接相关。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细致梳理了这些道观的置立及其在唐代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虽然唐长安城在不同时期陆续新建了许多宫观,其中一些更曾显赫一时,但是,始置于隋代的这些道观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隋与唐初的佛道论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长安道教文化的底色。     

民国佛教刊物所见当代韩国佛教史料摭议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国家,佛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从西晋起两国的佛教就开始有了交往,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当时来唐学习和巡礼的     

浅议隋唐时期的佛教装饰艺术

佛教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被进一步的中国化，而隋唐时期政治背景的稳定，经济的富足均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佛教的装饰艺术也在此期间达到了高潮。通过对隋唐时期的佛教装饰艺术的探索，借以探寻唐代佛教装饰艺术中的民族化装饰审美理想，唤起现代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与继承。     

隋唐长安佛寺壁画研究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就佛寺的历史脉络而言,该时期达到顶峰,表现在佛寺建筑和壁画创作。其壁画艺术无论以释仪像和诸经变为创作主题,还是以宗教类释仪像画,造型上突出地刻画了宗教的灵异,洋溢着对佛教法力的膜拜,在它身上凝聚着社会变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