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兼论儒学在现代开展的途径

宋明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 ?2 0世纪学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被其吸取西学以重建中学的现代性“前见”主导着。本文通过对于陈寅恪儒佛关系论的分析 ,揭示了这一点。接着 ,本文探讨了宋明时代儒家出入佛老的真正意图 ,并以此为起点 ,探讨了儒学在“佛老”大行其道的情势下开展自身的方式。最后 ,通过贺麟中西文化观的解读 ,对于儒学在现代的开展途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习印度语文学的缘起

陈寅恪于1919年初入哈佛大学,并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半时间。期间他师从兰曼系统研修印度语文学,选修了当时哈佛大学印度语文学系所设大部分课程。兰曼对于陈寅恪的学业和品格有着很高的评价,同时在生活方面也多有关切。陈寅恪对这位导师报以真挚的感谢和尊敬。哈佛时期是陈寅恪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的学术兴趣由"世界史"转移到印度语文学,并利用此方法研究佛学和中亚史地。     

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

受西方学术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采取“观念先行”治学原则。人们用某种观念统辖中国哲学文献,呈现了一种与中国人的生存和思想若即若离的中国哲学史述说。胡适的史料批判法、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法、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确立了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最初范式。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需进一步与中国传统阅读习惯接轨,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传统读书经验。     

"竹林七贤"名号之流传与东晋中前期政局

"竹林七贤"之名号,自史学大家陈寅恪提出是东晋士人比附佛教内典而成,并非历史事实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本文仔细爬梳了有关史料,指出最早记载"竹林七贤"名号的是出自西晋末期、至迟是两晋之交时期的<魏纪>.而其在流传过程中引发的种种争议,与东晋初期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三大家族的矛盾密切相关.     

君子的争与不争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30多种文字,但他不屑于考证书,连一张文凭都没有。梁启超知道他是匹"千里马",便极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最终,清华大学破格聘用这名"高中生"为大学教授。按理说,陈寅恪从此应该对梁启超感恩戴德才对,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人在相处中,丝毫看不出陈寅恪对梁启超的"追随"。相反,他们经常为一些学术     

从韩愈看唐代儒学复兴与华严之关系

韩愈是儒学复兴的先驱,在唐代文化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影响力。钱穆称:"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1]陈寅恪《论韩愈》中这样评价:"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开捩点之人物也。"[2]虽然韩愈以攘排佛老而闻名,但韩愈与华严先祖澄观、宗密亦有密切往来。     

画禅似识西来意 书法如参空外音 佛教与书法北大核心CSSCI

佛教的写经、刻石、摩崖等原本出于纯粹的宗教目的,却在无意中发展和保存了中国的书法形态,无法想象,如果中国书法史缺少了这些杰作,会黯淡几分。陈寅恪曾经说过：＂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     

王羲之“写经换鹅”故事新释

一、王羲之与天师道的关系 东汉末年,道教两大教派并立.太平道遍布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州,旁及并、凉.天师道行于巴、蜀、汉中.自中平元年,即184年,以太平道为组织形式的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作为道教的组织,太平道的活动不复见于史籍.西晋以后,只有天师道在北方之传播见于记载.①     

五四学人论佛教与中国文化传统

五四一代学人如何看待佛教与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传统有关.本文打破了既往西化派和传统派的分析框架,通过对钱穆、梁启超、陈寅恪、胡适、汤用彤、熊十力、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具有代表性的学人观点的剖析,揭示他们在佛教中国化、佛教的历史贡献、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异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五四以来的各种思潮对与佛...     

在“佛教化”与“中国化”的思想张力之间──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一种理解方式

如果人们在近代中国哲学思想的脉络中读解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则近现代中 国佛教的思想活动也就是近代中国哲学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对近代中国佛教思想活动 的解释和理解作方法论的省察,对于广义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就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思索的意义。本 文结合作者多年来研究近代佛教尤其是欧阳竟无先生佛教思想的经验,对此作了认真的探索。文 章将近现代佛教学者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理解范型概括为三个类型：即欧阳竟无的范型,陈寅 恪的范型及牟宗三的范型,作者在对以上三个范型所作批判省察的基础上,最后提出了一个“面向 中国佛教思想创造自身”的新理解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