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道教重玄学初探

一、重玄学思想之渊源南北朝时期重玄学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大量士族文人加盟道坛,并运用重玄的思维方式注疏老庄,希望在提升道教理论品位的同时,建构道教圆融的经教体系;另一方面是由于佛道之争的需要,使得道教不得不自觉地加强自身教义理论建设,以期与善于精思析理的佛教     

东晋出家士族考

本文提出划分士庶的五条标准,从活跃在东晋时期的高僧中分辨出15名僧人具有士族身份。考证的结论是:两晋时代士族出家的现象绝大多数发生在北方士族群体之中;士族出家是在八王之乱(290)之后,两晋之交以及东晋时期在中国首次出现了士族出家的小高潮,绝大多数士族出家都是出于个人的人生信仰,属于认识问题;就北方出家士族南迁的时间来看,主要分二个阶段:一是永嘉至成帝咸康年间(307-342),二是晋哀帝兴宁年(363)以后。前者迁入地集中在建康和会稽,后者迁入地集中在襄阳和庐山。关于师门问题,东晋时代,佛学研究和僧团生活十分自由,师门并没有在佛教中起作用,距宗派性的产生还差得很远。也就是说,佛教戒律及其约束精神也由此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与观念。     

四世纪的“崇圣”竞争与东晋太学、国学之兴废

东晋太学立于司马睿称晋王的同年(317)。这种紧迫性源自东晋所面临的汉、赵政权的正统性竞争与江左内部抨击"取才失所"的政论。在王导等人的推动下,东晋试图通过立太学、行释奠礼来展现"皇代之壮观",培育司马氏与门阀共同的阶层意识。东晋太学被赋予"崇圣"礼仪空间的意义,为释奠礼的固定场所。太元十年(385)新建国学设"夫子堂""皇太子堂"等礼仪场所以作"国子圣堂",正是对太学礼仪空间化的发展。东晋立太学、国学,行释奠礼,是门阀政治在文教领域的表现。咸康元年(335)释奠,咸康三年(337)立太学、国学及庾亮释奠,是琅邪王氏与颍川庾氏竞争的结果。永和八年(352)罢遣国学是门阀政治平衡被打破的产物。升平元年(357)释奠则以桓温两次北伐成功为背景。东晋立学,既与南北对峙时期的正统性问题相关,又受到门阀政治的影响。     

西晋东莱人刘毅仕宦考

以门阀士族为其统治基础的西晋王朝,在确保士族权益的同时,皇族司马氏也需要一批事功派官僚以限制士族势力的过分膨胀,从而维持其君主的专制权威.然而,晋武帝却始终没有重用事功派官僚刘毅,作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刘毅始终忠于曹魏,一直对司马氏的统治持敌视态度.而晋武帝"容忍"刘毅的主要原因则是当时亲曹力量依然十分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