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峙岩山寺文殊殿金代佛传壁画新考

岩山寺,古称灵岩院,位于繁峙县天岩村。金正隆三年(1158),建正殿(即水陆殿)五楹,并在殿内绘制水陆壁画,又建文殊殿(南殿),并于金大定七年(1167)绘制完毕南壁。南殿西壁壁画南侧上部题记曰:"首□□□□发诚心益舍净财愿画西壁□诸人名姓如后:□□、赵园、□□、母段氏、霍庙、韩氏、王政、高氏、博德、冯氏、□□、母王氏……大定七年(1167)前二十八日画了灵严院,普画匠王逵,年陆拾捌,并小起王辉、宋琼、福喜、润喜。"     

金代经幢研究

金代经幢高度以0.5-1米者居多,10米以上者极少,其形状绝大部分为八面体,用料一般就地取材.立幢目的大都与追荐父祖,祈福消灾有关.经幢上大多书写经文、铭记等汉字,也有个别书有梵文经咒.经幢装饰图案以莲花、狮子、龙或佛像较为常见.     

论金代经学的建树与特质北大核心CSSCISSCI

受女真族封建统治的影响,金代经学的发展缺少系统性与规范性。与同期并存的宋代经学相比,其所取得的成就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等学者的努力下,金代经学在实践中仍具有一定的建树,如以多重视角重新审视儒家经典解释形上学,公开确立儒释道三教合流解经方法论,突出经典解读中的"尚中"意识,沟通经学、史学,让"经史一体"成为可能等。基于独特的生长环境,金代经学的发展时常与"象数学"交织在一起,经学论述中常关注夷夏关系,批判精神与创新意识并存等。无疑,这些内容引人关注,极具学术探讨意义,进而也成为了金代经学自身最为鲜明的特质。     

广仁王庙

山西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至今还有金代以前的木构建筑一○六座,占全国同期木构建筑的百分之七十四以上。其中,唐代建筑四座,五代时期的建筑三座。这里选登的广仁王庙的正殿就是一座典型的唐代木构建筑。广仁王庙,亦名五龙庙,在芮城县中龙泉村北端,距著名的全真道祖庭永乐宫一公里,是一座四合院的庙堂建筑。现存戏台、厢房、正殿和山门。正殿建于唐大和五年(831),平面方形,五开间,四架椽,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柱头仅施栏额而无普柏枋,仅设柱头斗栱而无补间斗栱。     

华严古刹天宁寺历史初探

天宁万寿禅寺,位于山西省交城县城北三公里的卦山(亦称万卦山)之肩。早在唐宋时就与黛色参天的“卦岳交峰”名扬三晋。始为佛教华严丛林,金代改作禅宗寺院,经历代修建扩充,成为一组规模宏伟、鳞次栉比的古刹梵宫。但是,在元代之前的诸多史籍佛典中,除现存寺中的两通唐碑外,对该寺及僧人的记载极为罕见。偶有史志涉及,也粗疏简略。因而后人要了解和研究天宁寺早期史实颇感棘手,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试作探讨,望方家指正。     

岩山寺壁画的世俗化转型成因初探

在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金代绘壁遗存中,山西繁峙岩山寺以其文殊殿内精彩的金代壁画而知名,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画面中的世俗化倾向。其中,无论宫廷还是市井、城市还是郊野、神仙还是平民,都以日常惯于理解的方式来描绘,将宗教性、世俗性、贵族性、平民性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那个时代社会生活从理想到现实、从神话到真实的一个杰出的立体图景。从画家的个人经历与绘画风格、宋金文化融合对金代绘画的影响、佛教图像的汉化与世俗化这三个角度来分析,使其壁画世俗化转型的原因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面貌。     

金代全真词与元代散曲的俳体

在诗词曲三种体裁中,散曲的生动活泼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著名学者任讷在《散曲概论》中说:“且俳体之格势极多,制作不穷,几占全部著述之半”,并列举了散曲中的二十五种俳体,将俳体定义为“就形式上、材料上翻新出奇,逞才弄巧,或意境上的调笑讥嘲、游戏娱乐之作。”意境上的俳体没有固定的标志,形式上的俳体如独木桥体、嵌字体、顶真体、迭字体等,则都有一定的模式。这些形式在宋代文人词中非常少见,偶有一二也因艺术上的失败而遭到后人讽刺;元代散曲则大量使用之,艺术上的成功也足以令后人倾倒。这种突然变化,不免令人困惑。如果考察金代…     

万松行秀与金元佛教

金、元是以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初不知奉佛,后为汉地的文化、礼仪所吸引,也热衷于佛事,不仅藉以标榜其统治的正统性,也有笼络人心的意思。明初史臣著《元史·释老传》总论有“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就是针对这一点而言的。金初,太宗有鉴于“辽以释废”[1],所以对佛教颇加裁抑[2],曾于天会八年(1130)下诏禁私度僧尼[3]。又史载天会十三年(1135)九月大名府僧李智究纠集僧众谋反,事发伏诛[4]。皇统三年二月复有东京僧法通以妖术乱众,为都统府发兵讨平[5]。揭竿之徒以宗教为号召,此类事情在金前期,屡…     

略论辽金佛教寺院建筑特色

中国的辽金时期佛教兴盛,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有很多遗构保留至今,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重要实例,也为辽金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中地位的判定提供了依据。对于辽代统治者来说,信奉佛教是其吸收汉地文化,借以统治汉人的工具。因此,辽代皇帝研究佛教,支持佛教的发展。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佛教在辽统治     

《孟子》在辽金时期的传播与影响

作为儒家经典的《孟子》,在辽、金二朝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辽代并无孟学著述的著录信息,但从营州人马保忠进谏辽帝,称扬"孔孟圣贤之教"的表述可以推断,《孟子》在辽代有所传播,并且认定"孔孟"乃属一体之学。至于金代,由于汉化程度更高,《孟子》也在国子监、国语译经、科举考试等领域得到更广范围的流传,孟学著述亦更丰富;无论是金朝科考的科目规定,还是王若虚等人的著作,都体现出北方学术传统对南方朱子理学反动的特色。《孟子》在辽、金的传播,对于二朝教化的广施和器度的涵养,对于推进二朝儒学化的进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