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刑、德"思想述论

“刑、德”命题是古代政治法律思想中近乎永恒的命题。《管子》中有丰富、深刻的刑德思想：《管子》肯定刑在治国施政中的必要性,却大抵主张轻刑;《管子》更重视德,倡导以利民、惠民、养民为内容的德政及以“礼义廉耻”为主要特色的德教。其刑德兼施、先德后刑思想,可谓远绍周、吕,近承管、晏,下启苟、董,在中国古代正统刑德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是重要一环。《管子》刑德思想还打上了齐地阴阳五行学说的烙印,具有浓厚的齐学色彩。     

关于《参同契》注解的一些问题

本文系笔者在为本刊审稿时写给投稿者的一封信。因信中触及了当前《参同契》研究和《参同契》注解的一些问题,拟予刊出,以供探讨。     

莫言《檀香刑》中的叙事艺术

《檀香刑》是一部具有独特叙事艺术的作品，本文主要通过结构与视角、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与声音、叙述者与味道四个方面，来谈谈《檀香刑》中的点睛之笔，体会其中独特的民间叙事内涵。走进民间，走进莫言。     

帛书《易经》与西周法制

周初流行的“明德慎罚”思潮对《易经》产生了影响。西周刑法中的“中刑”或“中罚”原则就体现了明德慎罚的精神。帛书《易经》对刑罚的教育功能有深刻的认识。“明德”需要恪守一定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在西周时期属于礼的范畴。依今天的标准看,“礼”的内容虽基本上是道德规范,但在当时它也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因为它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违礼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当然程度不等）。所谓“出礼入刑”就是证明。可以说,西周时期要求官员恪守的道德规范是一种法律化的道德规范,其性质几乎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法规。西周统治者注重用法律手段推行其提倡的道德,得到了后来以继承周文化自命的儒家学者的积极认同。     

荀子"刑、德"思想探析

荀子“刑”、“德”思想自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格,但溯其源流,大抵远绍周公“明德慎罚”思想,近承孔子“为政以德”、“先教后诛”思想,下启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诸多思想与表述甚至直接袭用《尚书》等书、引证孔子等语录事迹,在先秦儒家刑德思想发展系统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中国古代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和法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礼依靠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而法则依靠强制力使人们遵守礼的有关规范,从而达到社会安定有序的目的。"礼"与"法"(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两大基石。"礼法合治"思想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后经战国末期儒学大师荀子的推阐,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礼法合治"的思想正式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得以实施。此后,虽然朝代更迭,但"礼法合治"思想基本上为后世所继承发展。"礼法合治"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政治智慧和法律资源。     

试论西周中和主义的法制思想及法制实践

中和思想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人的朴素辩证的思维模式,西周时期基于社会大变革及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发展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法制思想。中和思想在处理民族矛盾的宏观法制建设中和微观法律适用及司法实践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对中和思想及法制实践的研究对于弥补西周法史研究的不足有重要意义。     

先德后刑与先刑后赏：两种早期刑德学说的比较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阐述了一种“先德后刑”的刑德相养理论,有的学者以韩非的“刑德二柄”加以解读,认为二者同义。法家讲赏罚,以商韩为代表。商鞅之学在这一问题上,主张“先刑而后赏”。虽然黄老的“先德后刑”与商鞅的“先刑后赏”有相通之处,但黄老刑德概念的内涵远大于刑赏,二者在天人关系、人性驱动论等方面,也具有本质区别。韩非的“刑德二柄”与商鞅的刑赏治术并无二致,“因道全法”也非黄老思想。黄老刑德与商韩的赏罚之术并非同一思想体系,而《管子》务时寄政的“先德后刑”之说则颇具黄老学的气质与特征。通过对“先德后刑”与“先刑后赏”这两种早期刑德学说的比较分析,可以理清黄老与法家之间的思想纠葛,明确黄老刑德学说的思想独立性,并由此管窥战国时期的天人关系。     

死刑存废的民意冲突及其制度实现方式——以美国法视角为例

只要未能从立法上根本废除死刑制度,死刑政策终究会成为一个价值选择问题;而如何应对相对主义带来的挑战,则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立法者与裁判者很容易被集体无意识所裹挟着,难以抉择。美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清楚地表明,无论是裁判活动还是立法活动不能只是民意的重复与汇总。这对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的司法与民意的关系问题,显然有他山之玉的价值。     

西周德刑关系思想论

本文认为 ,西周的德刑关系思想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天讨有罪 ,刑不可少 ;明德慎罚 ,慎重用刑 ;以德化人 ,教而后刑。西周的德刑论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德治”的主张 ,对后世的德刑关系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成为中国古代德刑关系思想的理论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