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语言水平测验的认知诊断改造和深度分析： 以广州市英语学业考试为例

本研究探索在通用认知诊断模型和相关检验方法的基础上对现有语言水平测验进行诊断改造和分析,分三步进行探索：1）探索对语言水平测试不同的属性和Q矩阵构建途径;2）探索对语言水平测试基于通用模型的建模和效度验证;3）探索对语言水平测试建模后续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属性分布和总分分布划分的学生水平一致性较高;学生对属性掌握存在性别差异且属性间的难易层级不同;属性模式分布进一步验证了语言属性间关联程度较高以及通用认知诊断模型和相关检验方法对语言测验的适用性。三步式的建模分析可作为对语言水平测验进行认知诊断改造的参考。     

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

主观幸福感回溯式自陈报告测量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发展了关注时间因素的即时测量方法,如经验取样法(ESM),生态瞬时评定法(EMA),日重现法(DRM),U指数(The U-Index)等.从传统测量走向多样化测量大大提高了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生态效度,同时也为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与评估提供了一定参考.     

个人幸福指数-中小学生版(PWI-SC)在中国的适用性——兼与澳洲中学生比较

探讨个人幸福指数-中小学生版(PWI-SC)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中澳两国中学生个人幸福指数的跨文化差异。采用PWI-SC施测522名中国中学生、185名澳洲中学生,进行区分度、信度和效度检验,发现该问卷可运用于中国中学生个人幸福指数的调查,个别项目需稍加修改。比较中澳中学生的施测结果,中国中学生的个人幸福指数低于澳洲中学生,中国中学生得分为47-70,澳洲中学生得分为51-72;中国中学生除在个人已有成就项目上得分高于澳洲中学生外,其他方面均较低;中澳两国初中生的个人幸福指数均显著高于高中生,两国初高中生个人幸福指数的差异体现在不同方面;中澳两国中学生个人幸福指数的年龄差异均显著,进一步事后分析发现,两国中学生个人幸福指数的基本趋势均为随年龄增长,个人幸福指数降低,中国15岁中学生的个人幸福指数较高。PWI-SC基本适用于中国中学生;中学生随年龄增长,个人幸福指数降低;中国中学生的个人幸福指数低于澳洲中学生。     

制怒良方

卡斯布鲁顿·沃德过去的老板是一位刁钻刻薄、独裁专断的女人。她主导所有议题,无视任何与之相悖的观点。在各持己见的献策会上,她会随时打断沃德及其同事:“这个主意不行。”47岁的沃德是研究传媒关系的专家,他每每走进会议室时还是平静如水,在会议室里却常常怒火中烧,出来时更是暴跳如雷。最后他决定在会议期间试试     

动脉功能评价与降压质量

高血压的治疗中降压是最重要的原则,降压达标可以带来心血管事件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流行病学调查证实动脉功能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动脉功能的评价不仅可以筛查高危人群,还可作为降压质量评价的指标,临床研究已证实其意义.未来的高血压治疗领域,除监测血压外,可能需要监测和评估动脉功能.     

目标拾取运动特性研究

对人体的目标拾取运动特性进行了研究,提出截止目标疋度的概念,推导目标拾取运动的时间计算方程,重新定义了难度指数,试验数据表明该计算方程对目标拾取运动能够给予较好的描述。     

宽容忍耐是伊斯兰教的重要美德北大核心CSSCISSCI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各位朵斯提：赛俩目!清高的真主在尊贵的《古兰经》中教导我们：“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25∶63）这就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宽容,这就是伊斯兰教所提倡的忍耐。宽容忍耐,是人们完美品德的重要体现,是人类幸福指数的崇高境界,更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的哲学基础与体系建构

指数研究起源于经济学领域,这一研究逐渐延展至社会、文化领域,现在我们正进入人文指数的积极探索与建构的时代。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研究区别于道德心理学与道德社会学,以一种哲学伦理学视角,将自下而上原子式的伦理道德科学量化研究与自上而下实体式的伦理道德哲学研究相结合。在哲学本体论上提出道德偶然性世界观,为伦理道德量化研究提供形而上的理论论证,道德偶然性世界观是一种“偶然—必然”逻辑,不同于在“必然中克服偶然”的“必然—偶然”逻辑,它强调在“偶然中建构必然”,从而为伦理道德量化提供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在伦理道德理解上,着力于发现世界听得懂、中国老百姓明白的共通式的伦理道德理解结构,从而为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提供更为大众化、时代化、可普遍化的理解范式。在具体伦理道德指数建构方面,提出“五维三态十要素”的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以“个体—家庭—社会—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主体与伦理共体为一级指标,以伦理道德的“实然、本然、应然”三态为二级指标,每个维度考察具有普适性、共通性、时代性的具体的伦理道德“十要素”。     

合作指数与社会距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利用囚徒困境范式,考察了合作指数CI（0.1~0.9）与社会距离（亲密、陌生）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距离和合作指数均会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两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合作率会受到合作指数的促进作用,但不会随合作指数的增高立即增长;在CI = 0.1~0.9这9个水平下,亲密被试间的合作率均显著高于陌生被试间的合作率。这一结果说明,合作指数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阈值;社会距离缩小可促进个体的合作倾向增强,并更快地达到合作水平;合作指数与社会距离相互独立地影响合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