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论伦理学与诠释学的内在关系

人的行为活动趋于善的特性,是人类活动的价值特性。人通过教化、通过自己的价值活动,能够对自己的本性作出决定,能够化性起伪,决定自己是什么人或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而建构一个道德价值意义的世界,使自己获得作为诠释的诠释视域。同时,在一个多元性价值观念的世界,对于事物产生误解或理解分歧的可能性直接要求诠释学的在场。诠释学的理解要求一种回到前理解的共享性前见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人具有作为伦理诠释和诠释理解的双重身份。伦理学与诠释学的内在贯通,从根本上看,在于它们都分有着实践理性的特性。这种实践理性体现在,普遍的东西的具体化。换言之,是普遍性知识与具体实践情境的结合。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诠释学审视

“义利”问题是关乎人类社会伦理生活的基本问题.从诠释学的角度对“义”与“利”的原义考察、“义利关系”的深意挖掘、“义利观”的时代意蕴找寻是一种新的诠释重建.这种新的诠释重建有利于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换.     

“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年11月12日至15日,“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厦门大学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以及台湾省的佛教学者和法师一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内容丰富,富有新意。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大和尚出席了开幕式,并做了讲话。与会代表围绕“佛学研究方法论”、“佛教与佛学”和“佛教教育与佛教诠释学”三个主题做了认真的讨论。     

从"德性优先"到"德知并建"——由"良知坎陷"问题引出的中国哲学形上学现代诠释的反思

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有三类提法.只有在道德形上学的圆善层面上进行解读,知识才能得以保存.这固然在儒家心学系统中已经达至圆满,却未必是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最佳典范.成中英先生在尊重先秦儒家经典的原义上建立了本体诠释学,以一本多体的态度看待道德与知识,在新外王的现代开展上甚于"良知坎陷"的处理方式,为现代中国哲学形上学...     

医患沟通障碍的现象学诠释及对话调适

相当多的医患冲突不是由医疗技术的原因引起,而是医患沟通不畅造成的。从现象学视域诠释医患关系,分析了医患对于“疾病”意义的不同认识,只有在诠释学语境中建立“你我”对话关系,在倾听中领会,才能在理解中寻找到共享的意义世界。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构建了医患视域融合的框架,在医患对话实践中,通过“移情”跨越医患视域前见的鸿沟,以达到医患视域的融合。     

承认之为诠释学的要素

文章鲜明地提出了“承认”在诠释学中的地位这一问题,强调它在诠释学内显得愈来愈大的重要性。作者以他对诠释学历史具有的丰富知识和独到的见地,精彩地列举出了五大类型,并以此来论述和展示“承认”这一概念在诠释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文章连贯地在最后部分讲到诠释学研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探讨了从这一概念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作者GunterScholtz是德国鲁尔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以研究诠释学、文化学与精神科学史见长。     

伽达默尔论艺术作品的存在与诠释学的真理

伽达默尔拒绝从审美体验开始他的艺术诠释学考察,而把焦点方放在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上,以此他希望恢复艺术经验的真理要求。在他看来,艺术作品像游戏一样,以实际发生在那里的方式存在;在作品中真理作为无蔽而发生并敞开存在的意义。此外,艺术游戏的重复发生形成可重复的结构,它对参与者发挥着主宰作用;在另一方面,可重复的结构只存在于具体发生之中,它把其中新的因素融会进自身之中,从而得到充实;这种充实是通过理解的有限视域的融合而实现的,因而结构是可变的,并且并不趋向最终目的。这种既敞开又充实的真理在艺术作品中的发生有赖于摹仿。在这一背景下,文章集中讨论伽达默尔的摹仿概念。文章指出,伽达默尔强调摹仿不是盲目的复制,而是借再现来实现的创造活动,它把关于现实的本真理解呈现在那里。这正是诠释学真理的发生,借此过去和未来得到中介。作者着重阐明伽达默尔的如下意图,即突显摹仿抵制抽象的力量——摹仿通过创制新的存在而使先前的东西来到自己被呈现的存在,并借此被提升到自身更丰富更真实的存在,而如此被创造的存在整体拒绝任何方法论的简化和区分。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论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国诠释学建构的两条路向

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源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意义焦虑,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国经典中所展现的思想文化传统。余敦康、景海峰、李清良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中国诠释学,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将中国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揭示出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中国文化的建构作用。洪汉鼎、傅永军等学者则力图借助西方诠释学使中国经典中的传统思想经过哲学化后进入普遍的世界哲学,融入其所理解的现代性。二者对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从20世纪所流行的现代化思潮转向比较视野下的文明论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的重要趋势。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诠释学本身不是思想表达的主要理论形式。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