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示疾而病”的禅学思想

＂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苏辙却因有＂喜汝因病悟,或免终身著＂的示疾而病的禅学思想。＂示疾而病＂的苏辙以维摩自喻,在深层意义上,是他借维摩诘而表现其忧以天下、以乐天下的人格理想。     

高道蹇拱辰的修炼思想及其对苏轼的影响

北宋神宗时期,四川成都出现了一位高道蹇拱辰。他因悟人生之虚幻,离家远游各地,居庐山修道,期间又到京师,与苏轼、苏辙、秦观、贺铸、李龙眠等名士交往。在内丹修炼尚未盛行之际,蹇拱辰结合《黄庭经》,创立了     

论苏辙《春秋》学的特点

与北宋流行的以孙复、刘敞、孙觉等人为代表的“新《春秋》学”乃至先前三传专门之学相比,苏辙的《春秋》学表现出显明的特点以《左传》为本;迁经以就传;“不专为例”;尊王而又是霸;持绝然对立却又渐进“楚”的夷夏观。     

苏辙与佛教

北宋文人苏辙,一生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他早年对待佛教的态度,更多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欣赏的话,那么中年由于新旧党争,二度贬谪,佛教便越来越成为他精神上的支柱。晚年苏辙退居颖上,著书立说,三教调和的思想更加明显。所著《老子解》,宣扬“复性”论,融通儒、释、道。所有这些,在他的诗文中也都有所反映。他的佛教信仰,综合了文化、宗教、哲学、实践多个层面,而这一切,又和他一生的遭际、交游、个性是分不开的。     

修心如何

人生在世,重在修为。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愿尔顾修名,慎勿污青史"。无论是"修名",还是"修身",凡此种种修为,无不皆是修心。修心如何,修心是"戒",是"养"。因此有戒贪杯、戒好色、戒贪财、戒使气等种种说法。而"酒、色、财、气"中,最重要的却是"气",一气之下,理智丧失了,失足了,便成千古恨。故而,凡修为归根到底就是"养气"。历史上,孟子、苏辙称得上是善于修为的人,     

小说家的苏辙和他的小说

从小说家的层面 ,对苏辙的生平思想作了述评 ,指出其笔记小说《龙川别志》主要反映了苏辙的政治主张。其主张平和稳妥 ,有时趋于保守。而其政治主张的哲学基础则是儒家的以民为本和黄老的无为而治。《龙川别志》专记王公大臣的遗闻轶事 ,尤其集中反应了宋真宗、仁宗之世宫廷的内部斗争。而这些记载 ,正是小说、戏曲中“狸猫换太子”“仁宗认亲母”故事的本源。     

法度与民情：王安石与苏辙解“道法自然”之殊见

在注《老》史上，解读“道法自然”历来有一分歧：一说以“道”为至高依据；一说以“自然”为最终依据。王安石和苏辙的《老子注》亦体现出这一区分。王安石认为“道法自然”以“道”为万物之本；“法”乃道体在现象界展示自己的方式，即所谓“法度”;“自然”意为“道”成法度乃自己如此。苏辙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效法“自然”,将“自然”置于“道”之上，“自然”既是万物生发的内在力量，也是人真实本性的自然呈现，其发展趋势具有自发的秩序性。王、苏二人之解读分歧肇始于“道”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建构起各自的政治实践活动，王安石强调“尽法”,而苏辙更强调“复性”;在此基础上，两人以人为中心阐释出政治秩序构建的两种不同模式，即落实在政治治理中的推崇“法度”和关照“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