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彖传》的道家思维方式

《彖传》是易传各篇中成书最早的一部作品,也是易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 《易经》本是占筮之书,《周易》的哲理化而成为一部哲学著作始于《彖传》,易经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本无必然联系,而《彖传》的作者为寻求其间的关联开始试图将六十四卦的内容予以逻辑化、体系化,这种逻辑化的企图和战国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参见朱伯:《易学哲学史》上册,第2章,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西方反科学思潮的中世纪思想根源

西方反科学思潮是人类文明史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它与科学相伴而生,又尖锐对立。西方反科学思潮在哲学层面激化了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加剧了科学与宗教、人文的分裂。然而,要化解冲突,消除裂痕,圆融分歧,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便是返回中世纪,寻迹西方反科学     

学科性与超学科性:哲学的二重品格

一就其本来形态而言,哲学具有不同于特定学科的特点。如所周知,作为智慧的探求,哲学有别于多样的、分化的知识形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曾被视为科学之母,欧洲中世纪便往往把科学归为哲学的分支,并称其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直到20世纪,爱因斯坦依然认为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1]以哲学为"全部科学研究之母"是否确切,诚然可以进一步讨     

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伦理旨归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不寻求单纯的自然知识,对自然的研究具有一种伦理旨归,即通过阐释天体运行现象、万物生灭变化,以及人类痛苦和欲望的界限,消除人们对天体、诸神、死亡、病痛、以及欲望的疑惧,摒除心灵忧扰以获得基于快乐感觉的幸福。伊壁鸠鲁在构建其自然学说时,一定程度上洞见了自然研究者自身及其知识的限度。他因而重视记诵而非探究;在确立世界的物质性这一根本和唯一的原则后,在天象学领域主张多因解释,并据此确立诸神退隐的新宇宙图景,构筑消除一切心灵忧惧的内在堡垒;他建立学园共同体,提倡“过隐秘生活”以应对外部忧扰,并以此作为实现伦理旨归的外在堡垒。     

《吕氏春秋》的自然哲学

在先秦著作中,<吕氏春秋>同<墨子>、<荀子>一样,每篇都有明确的主题思想,并通过简洁的篇名昭示读者.所不同的是,<吕氏春秋>没有如<墨子·天志>、<荀子·天论>那种专门探讨天人哲学的篇章,它的自然哲学思想散布在不同的篇章中,需要我们细心地发掘和梳理.通过对<吕氏春秋>自然哲学的分析,可以看出<吕氏春秋>的自然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是先秦到汉代的思想转折进程的重要环节.     

梅洛-庞蒂:颠覆意识哲学的自然之思

一、在意识哲学中理解意识与自然的关系《行为的结构》作为梅洛-庞蒂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明确地致力于自然哲学的著作。(Toadvine,2009,p.21)他的哲学从这里开始成形,他后来的著作皆由此生根、发芽。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曾多次回到该著作中出现的超越了传统主客二元论的核心概念,并在新的视角下勾画这些概念的地位。①因此,对这部著作的深入理解有助于在其基本概念的发生处把     

牟宗三对胡煦易学思想的发掘

牟宗三在他早年的第一部著作《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中,发掘了胡煦的易学思想,并称胡煦是中国最大的哲学家。牟宗三认为胡煦的易学一贯而系统,能克服汉易的附会之说的弊病,对《周易》的理解更自然、更妥贴、更通贯。胡煦所建立的一套很严密、很精深的自然哲学,显示出中国思想中客观、条理和科学的一面。     

论丁若镛“推移说”与汉宋易学——兼论朱熹、毛奇龄推移说对丁若镛的影响CSSCI

丁若镛是李朝朝鲜时期的易学家。他通过解释《易传》和汉宋卦变而提出"推移说"。此说的基本内涵是以汉代卦气说十二辟卦和中孚小过闰月卦之推移,变出其他五十衍卦,融卦气与筮法为一体,整合了汉易中的卦变法尤其是清代毛奇龄移易说,又吸收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卦变说。应该说其学是在融合汉宋卦变说基础上而建构起的一种具有新意的学说,是对于中国古代卦变说的整合和发展,拓展了象数易学研究的思路。此说以独特的符号话语阐发了易学中阴阳聚散、升降、消息、推移等变化思想,客观呈显了自然界阴阳变化的不同形式和表现特征,深化了中国古代以变化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思想。     

开普勒的科学发现与其心目中的“上帝”

近年来“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有一种倾向认为：科学与宗教没有本质区别，科学与宗教可以互补和融合，甚至提出宗教可以指导科学的发展。其啧啧称道的案例之一是，笃信上帝的开普勒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本文着重分析了开普勒的自然哲学思想。从而说明他心目中的“上帝”只是“理性”的代名词，开普勒取得的科学成就完全是理性活动（包括科学观察）所结出的硕果，是“摆脱宗教”的成果，而不是靠什么万能上帝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