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

耶稣会士在十七世纪翻译的"四书",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他们声称,《四书直解》更符合先秦儒家的思想,也更符合真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四书直解》与《四书章句集注》有何不同?他们赞成《四书直解》什么样的观念?耶稣会士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四书直解》的某些观念?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翻译,或者背离原文?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论明末天主教在湖北的开教情况

明朝末年,在耶稣会士的先导下,天主教再一次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接触。也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方开始踏入湖广地区境内。本文在收集大量中西文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拟对早期入鄂境内的传教士作一细微考察,以期重现这一时期湖北开教的历史。     

天主教安徽教区历史沿革考

正天主教传入安徽,最早可追溯到元朝。元代名臣余阙的《青阳集》卷三《合肥修城记》记载,元末领导修建合肥城的马世德,"字元臣,雅尔喀斡国人,由进士第历官应举翰林文字、枢密都事、中书检校、庸田佥事。"据陈垣先生在《元代西域人华化考》中考证,马世德为蒙古人,信奉也里可温教。雅尔喀斡即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教即元朝时期的天主教。这是安徽省最早的关于天主教的史料记载。     

入华耶稣会士的身份选择及其历史形象——以利玛窦为中心

以什么身份存在于一个异质文化社会是宗教史上一个基本但重要的问题。晚明时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陆,初期在争取在华长期居住权并在中国社会初步立足的过程中,其社会身份问题聚焦于利玛窦身上。具体而言,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主要经历了由“僧”而“儒”的转变,兼具“僧”“儒”“宾”“臣”“使者”等几个主要历史形象。由“西僧”到“西儒”的身份选择与转变是教会组织的统一安排部署的在华耶稣会士的集体行为;耶稣会士初选“僧”的身份和其改“僧”为“儒”的根本原因是迎合中国文化的相关传统;利玛窦自称为僧而后辟佛,学儒而不尽为儒,一方面是因其来华的目的为传播天主教义,同时也是其选择和建设其在异质文化中社会身份的必然要求;教内外人士和中外学者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开创的合儒路线的不同评价是宝贵的,利玛窦研究以及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相关问题的细化与深化研究必然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得到推动,并不断层累其时代意义。     

张家树（1893—1988）

张家树主教１８９３年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世代天主教教友家庭,圣名类思。青年时代求学于徐汇公学,深受马相伯爱国思想的熏陶,１９１０年立志修道和献身教会,次年出国留学。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１８年及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４年先后两次赴英国,毕业于康托尔培里、海斯汀等地的耶稣会文学院、哲学院和神学院。１９２３年晋铎后在巴黎、里昂等地的华侨教友中行使牧职。１９２５年８月回国,历任徐汇中学第一任中国籍校长、院长等职达１６年,桃李遍于海内外。但是由于教会和学校仍受外国传教士的控制和操纵,他处处受到牵制,因此痛感压抑,认…     

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

关于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学人一般把目光投向学术层面,研究的对象多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传教士。事实上,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来到中国,其最终目的是传播基督福音,他们不仅在中国的京城及重要城市建立了传教会,还把影响扩展到偏远的乡村,因而当中国政府用武力实行禁教的时候,乡村教会成为传教士和基督徒的避难所。明清全国乡村天主教的发展以鄂北的磨盘山最为典型,本文将此作为特殊的个案进行讨论,希望从中找出中国乡村天主教发展的若干特点。通过调查研究,作者发现,乡村天主教在清朝禁教期间并没有绝迹,而是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因而,基督教来华历史的四个时期的划分对于天主教来说似乎不太客观。     

《论语》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1687年)

本文介绍中国经典迈向西方的开端,即西方人如何第一次阅读、理解、翻译和传播《论语》。它详细地介绍和分析《论语》拉丁版本的历史过程和背景、标题、结构、排版等问题,还有它所显示的孔子形象。     

利玛窦——中国天主教会的开拓者之一

利玛窦（Matteo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耶稣会教育与天主教的复兴

16-17世纪,耶稣会创办了大量学校,不仅为天主教会和世俗政权培养了大量人才,推动了天主教革新运动,而且直接吸引了大量新教徒重返天主教,增强了天主教的社会基础.耶稣会教育在促进天主教复兴、扼制新教传播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近代欧洲新旧教并存的宗教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天主教推动中西文化交融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东土华夏,在传天主福音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文化带回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交融。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在中国传天主福音的奠基者,也是最早把西学介绍给中国人的．他交给中国的士大夫,“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入乡随俗”与当时当地社会相适应的传教方式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