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

人们常以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齐文化与赵执信

在东夷文化沃土上发展起来的齐文化,历经八百多年的风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齐地文人术士众多。到清代则出现了三位著名的文坛巨人,一位是“一代诗宗”王渔洋,一位是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另一位就是现实主义才子诗人赵执信。赵执信的人品、诗品、书品都极具特色,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口号,其一,由易白沙在1916年正式提出来,是继承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人说法的结果。但在当代,这一事实长期暗昧不明。其二,易白沙认为其性质为儒家专制。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人的广泛继承,不过有部分学者将其转变成纯客观的描述辞句来使用。梁、易二氏其实是从秦始皇、李斯的"一尊"(专制)说来理解这一政策的。其三,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其实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相当宽容的:它主要是从学官、教育制度立论,而不是禁止、禁绝百家之意;是以王官之学来统一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可以作证明。其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毕竟是对于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有意误解。     

经义与政教——以《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为例

<正>经学对汉代政治的意义,在于奠定了汉代政治的价值基础。汉武帝第三策问,董仲舒对之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与之相对应者,为罢诸子博士,独尊五经博士,并设立博士弟子生员。自此之后,五经成为汉代政治的大宪章。但有汉一代,诸子百家可以自由传播,佛学也可西来东土,绝不因儒术独尊,而受任何压迫。盖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者,不是将儒家立为意识形态,政教合一而排斥其他学说,而是从政治上确立经学为治国理念。兹以《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一句为例,看经学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如何影响政治实践。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辩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成定论。然史、汉、通鉴记此事相异。董氏对策不在建元；建元尊儒发自御史大夫赵绾；《汉书》移秦“丞相绾奏”黜李斯奏议补建元元年；司马光移董策建元元年，始成此说。汉武尊儒未罢百家，而是“兼容并包”，“霸王道杂之”，以醇儒传经，能者为治。汉武删《今上本记》；杨恽等多人缮补《史记》；刘歆为刘氏中兴崇汉武，尊古文、神秘《周礼》，是易王绾奏议为卫绾奏议始作俑者。司马光以《通鉴》说宋神宗更化易政，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其伪造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基本动机。     

《道的争论者》评介

一部好的思想史，对所有具备一定知识的人，都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因为思想史不仅限于一家或少数几家的思想。像中国思想史，它包括了中国几千年最重要的和次要的思想家的心灵和观念的活动。即使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也包括了从先秦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几百年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变迁。孔子、墨子、庄子、老子、杨朱、苟子……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主张，尽管我们并不一定同意他们的理想和主张，但他们的执着和热情，会给我们很多激励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