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的悲剧人生——《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

<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反抗与妥协、自尊与自卑.雄心与野心、虚伪与正直等双重性构成了于连思想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于连的生命中,他经常痛苦地徘徊在道德情感的怪圈之中.     

新冠疫情期间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和抑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考察新冠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冲突是否通过职业倦怠增加中小学教师抑郁水平,以及心理弹性是否调节该中介作用。1127名中小学教师参与线上调查,完成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问卷、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及中学教师心理弹性量表。结果发现：(1)大多教师疫情前后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的状况变化不大,少数教师疫情期间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状况变差或好转;(2)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职业倦怠呈正相关,三者均与心理弹性负相关;(3)控制额外变量后,职业倦怠是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间的中介变量,在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状态更好、更差以及与疫情前后没有差别的教师中均成立;(4)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好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差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职业倦怠与抑郁的关系。因此,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提高心理弹性可减少中小学教师抑郁,保持心理健康。     

跨期选择的变易程度正向预测中华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亚非欧美大洋洲18国跨国研究

跨期选择是对不同时间点的得失的权衡与选择。伊索寓言《蚂蚁和蚱蜢》假借群居型昆虫的跨期选择偏爱暗喻投资未来的慢策略比只顾眼前的快策略更利于生存。用跨期选择领域通用的语言解读这一寓言便是：选择大而迟选项的蚂蚁比选择小而早选项的蚱蜢更可能扛过严冬而生存下来。为了探索何种跨期选择策略更有助于我们扛过疫情,本研究调查了亚非欧美大洋洲这5大洲18个国家共计26355名受测者对混合得失双结果的跨期选择偏爱,测量了人们平时和疫时跨期选择偏爱的变易程度(2类变易的程度指标),以及人们自评的扛疫成效。跨文化比较结果的主要发现是：不同通货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1)和不同时期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2)能联合预测中国/新加坡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不同时期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2)也可以单独预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日利亚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这2类选择偏爱变易的程度指标不能预测其他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或者预测方向和假设相反)。基于易经“穷则变,变则通”的要旨和跨国比较的发现,我们认为：面临历史危机时善于变通的特长抑或成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竞争优势;在应对危机时,与中国文化距离越相近的国家或民族抑或也能...     

结果预期与结果反应对儿童意图认知和道德判断的影响

考察了结果预期与结果反应对儿童意图认知和道德判断的影响。结果表明,结果预期影响幼儿园和小学儿童的意图认知,结果反应仅影响幼儿园儿童的意图认知;结果预期和结果反应显著地影响幼儿园和小学儿童的道德判断,但结果预期对小学儿童道德判断的影响要比结果反应大。     

影响常用汉字认知速度的因素：低频冲突字、联绵词尾字和高频多音字的认和特点

以汉族大学生为被试对低频冲突字、联绵词尾字和高频多音字的认知特性进行了探索。结果发现：主要部件读音与整字读音相冲突的低频字命名反应中具有延时效应（即命名反应时延长或反应错误率升高）;对联绵词尾字和多音字的命名反应同样出现延时效应。研究支持汉字认知的多因素影响论。     

乞丐的选择

在以色列，一位行为学家在年轻的乞丐中搞了一次施舍活动，施舍物有三种：400新谢克尔（约合100美元），一套西装和一盆以色列蒲公英。施舍过程中，行为学家做了一个统计，统计结果是：近90％的乞丐选择了400新谢克尔，近10％的乞丐选择了西装，只有0．8％的乞丐选择蒲公英。     

冲突水平的变化诱发冲突适应

冲突适应是重要的认知控制现象, 反映了认知控制的动态过程。然而, 目前为止对于冲突水平上的差异能否诱发冲突适应尚不清楚。本研究采用字母Flanker的变式, 通过改变目标-分心物的一致性操纵冲突水平, 探究冲突水平的变化对认知控制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的反应时间随冲突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而且先前试次的一致性影响当前试次的干扰效应, 无冲突和低冲突、无冲突和高冲突、低冲突和高冲突条件之间均出现了典型的冲突适应。本研究结果表明, 除了冲突的有无, 冲突水平的变化也能诱发冲突适应, 支持更大的冲突驱动更强的认知控制, 而且冲突诱发的认知控制的功能可能通过注意聚焦实现。这一发现为冲突监测理论的注意调节机制提供了直接的支持证据, 对于促进冲突适应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和平心理学的经典传统与现代研究趋向

本文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家对和平心理的看法,以“和平”为主线,追溯和平心理学思潮兴起的历史逻辑。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柏拉图、奥古斯丁、夸美纽斯、康德等从本体论视角,确立了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想追求。冯特的民族心理学重视研究原始人、战争英雄等的和平心理品质,早期的意动心理学重视人类和平意识研究,机能心理学强调通过建设学校“微型共同体”,提高儿童的和平意识。精神分析心理学则为战争与和平心理提供了新视角。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的和平潜能、致力于世界和平冲突化解,推动了和平心理学的兴起。20世纪末的和平心理学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发生了“政治道歉”、和平冲突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研究趋向。     

撒谎救人为何不是道德上被许可的——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刘清平教授在《说谎:禁止、许可还是应当——解析康德的说谎悖论及其根源》一文中认为康德在处理是否撒谎来帮助朋友的问题中陷入悖论.这种批判反映了学界混淆行动的实施者的思维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我而不是凶手才是行动者.康德坚持不能撒谎的绝对性彻底贯彻了人性是目的的原则,后果论的处理方式反而会陷入不自洽.在康德那里,许可不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而是表达为了实现某种合乎法权的状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康德对许可行动限制很多,撒谎救人不属于被许可的行动.在凶犯面前,如果我们无法保持沉默,我们不应当撒谎,同时,我们也要捍卫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和法权.撒谎救人不可能是一种应当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