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昙鸾的念佛方法(上)

昙鸾(476—542),雁门(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人,少年时于五台山出家为僧,后来住锡于交城县石壁玄中寺,梁武帝萧衍誉之“肉身菩萨”(《续高僧传·僧达传》),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尊之“神鸾”(《续高僧传·昙鸾传》)。昙鸾是中国净土宗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他把印度传入的影响并不大的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发挥、改造为中国式的净土理论。他创二道二力之说,以靠自力修持成佛的佛教其他各派为难行道,而以仗他力(佛力)成佛的净土法门为易行道,从而为净土法门争得独立的地位;论证阿弥陀佛本愿力可靠,往生净土是真,一切人皆可往生净土成佛,从而大开佛国之门;强调持名念佛的方法,简捷方便,从而人人可行。这样一来。     

从“器以载道”看当代漆器产品的创新与发展

"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造物艺术思想。用漆器之"器"载文化之"道"也成为了漆器制作的核心理念。考察分析漆器的工艺特性和生存现状,以及传统的"道""器"观内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新的变化,对我们找到适合当代漆器产品设计的创新方式和发展方向是大有裨益的。     

清华简《筮法》“楒”试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筮法·祟》章所见“艮祟”之鬼神名“楒■”,当读作“蚩尤”。“蚩尤”之读,与《祟》章所见鬼神体系及《筮法》恶爻用象不悖。据此可推得“劳祟”之“风”当解作“风伯”,而“巽祟”之“巫”当是巫咸之类也。     

龟卜筮占的递兴与《易》卦符号的性质

先民信奉的术数有天启与人为之別。天启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天垂象,示吉凶",人为则是以卜筮"决嫌疑,定犹豫"。龟卜繁难,筮占简易。殷人尚卜与周人用筮,实为不同民族的稽疑习惯。周人受封于商,殷周始有文化往来,而周人迁岐之后,殷人之龟卜乃行于周邦,但周人仍以筮占为主。周朝开国立基,依其传统的稽疑之法编纂筮书,称之为《易》,其命名之朔,正是着眼于龟卜的繁难与筮占的简易。而《周易》卦爻辞乃旧有之象占、星占及筮占甚至龟卜之辞的鸠合与改编,具有相当程度的加工与润色。六十四卦卦画符号的原初功能就是"纪数"与"检索"。内"贞"外"悔"的爻辞顺序,也是针对六十四卦卦画绝大多数皆可"表里视之,遂成两卦"所作的规定。因此,《易》之所以名"易",一是相对龟卜而言,筮占简单容易;二是筮书编成之后,卦画符号具有方便的检索功能。而各种不同的筮法,皆可视为筮书的不同检索方式。     

苏轼视域下的筮卦变占

北宋苏轼,既因撰写《东坡易传》而具备了易学家的资格,又不时关注《易》的筮占之用,在筮卦变占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筮占操作可接通、感通大化流行的宇宙场域或曰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而将与疑惑相关的信息收摄呈现于所得的六爻之卦上。卦有动爻时,断占的规则是,动爻有几个,之卦(变卦)就有几个,因而由本卦向之卦的变迁及其所昭示的时的境域变迁,就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这与春秋时人以及朱熹的见解存在莫大差异。在后者那里,无论动爻是一还是多,之卦只有一。前者较之后者具有别样深层的易学底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并给予超越筮术的易道层面的深入开掘。     

以象解筮的探索——论尚秉和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解

《左传》《国语》中的筮例,是对《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材料,历代学者对此进行过许多研究考辨、阐释解说。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既以《左传》《国语》筮例作为创立“尚氏学”的最重要的佐证材料之一,又将“以象解《易》”的方法用以阐解《左传》《国语》的筮例,颇具特色。本文考察了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具体内容,辨析了“尚氏说”的自洽性,并就“尚氏说”中“观象”与“用象”、“易理”与“义理”等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     

从痔结扎器的问世看医学技术的发明

从痔结扎器的问世看医学技术的发明湖南医科大学附属三院９５级研究生（长沙４１００１３）朱晒红导师刘浔阳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依赖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Ｘ线的发现，就没有放射科学；没有显微镜的制造，就没有病理学和微生物学；没有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就不可...     

马一浮的易学研究——读《观象卮言》有感

本文以<观象卮言>为主要文本,对马先生的治易方法、以及马先生围绕言象意关系、德位关系、时义关系、道器关系等所作的阐述,进行分析评沦,以展现马先生的易学研究方法、易学与释道儒各学融为一炉的博大精深.     

改良型削皮器/1990年创意者/法柏(Sam Farber)/美国

世界上许多大大小小的事物都因Why Not而被创建出来,他们的创建,不仅改变了生活,而且还可能改变世界,让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享有更多美好与便利!我们为其精采创意设计而鼓掌,更应该追根溯源,并品茗这些原创意图,尽管世间没有完美的设计,各设计者也还在谋求改进之中。     

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理解之分歧

胡煦是清初一位重要的易学家、理学家,他的思想有很多独到之处,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朱熹认为太极即是理,把理看作是万物的本体.胡煦则认为太极是本体,理只是其用,太极不仅立于形器之先,也在理之先.朱熹以理为形上之道,而以阴阳为形下之器.胡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则阴阳应为形上之道,道与阴阳实为一也.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等概念理解的差异反映了清初学术界思想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