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辉禅味书法一炙

田东辉早就是一位画家,中国美术馆藏有他的画。但他还是一位书法家,当我猛然撞着他那以汉字线条变奏出来的现代书法作品,便好象在嘈杂烦燥之中骤然听到一曲清冷悦耳的田野牧歌,不觉为之心动。     

明朝华严名僧素庵真节与栖霞寺佛教

栖霞寺是南京千年名刹。明朝中期,栖霞寺佛教衰微至极。嘉靖三十三年(1554)前后,华严名僧素庵真节应请至栖霞寺,讲经说法近四十年,弘传华严宗学,兼弘天台、唯识、禅宗、净土等宗思想;传法授徒,培养出大批弟子;修建殿堂,创立圆通精舍;开荒治圃,募置长生田;传播佛法,交接官绅士商;到其他各地讲经说法,在五台山修建大林庵。真节讲经说法,弘传佛教,使栖霞寺成为明朝后期华严等佛教讲宗教学的重要基地,推动了栖霞寺、南京乃至全国佛教的复兴。     

克己复礼为仁新诠——基于荀子的辨析

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达成,即复礼为仁.复礼为仁的思想转向,不仅将礼与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而且还对后世儒者影响深远,因而在当代的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中不能被忽视.     

直觉主义认知逻辑与不同程度的真

直觉主义认知逻辑IEL不仅为邱奇–费奇悖论提供了解悖思路,还促进了直觉主义认识论的研究。IEL的构建旨在遵循BHK解释,以“直觉主义知识就是证实的结果”作为核心观点,接纳A→KA和KA→??A。IEL的预期解释借助“证实”概念给出了“直觉主义知识KA的证明”的定义,并以此扩展BHK解释。但直觉主义逻辑依赖于直觉主义数学,这使得BHK解释的核心在于对构造性证明的要求,基于此,IEL的预期解释偏离了BHK解释的初衷,进而IEL未能达到预期构建目标。通过对KA作新解读,能引出直觉主义真和经典真之间不同程度的真,IEL系统的一些重要内定理也将获得新理解。此外,关于IEL系统对应问题的一个猜测被提出来。     

孟子仁义并举的原因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仁、义、礼、智四个德目,都曾被孔子高度强调过,然而战国诸子运动表明单独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免出现其流弊。贵仁易流于无差等,贵智易流于智巧,贵义易流于守义清高遁世。强调仁礼二端,则需凸显义来承转与兼综。在子思学派仁义并举的理论基础上,并在与当时墨家、杨朱学派以及不仕而议的士风斗争的过程中,孟子自觉地并举仁义,并做出仁义为四德“头脑”的解释。孟子仁义并举的努力,彻底扭转了之前四德散立的状况,仁义此后成了儒家之代名词。     

《周易》卦序二题

卦序问题是《周易》象数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孔颖达明确提出《周易》经文六十四卦次序以“二二相耦,非覆即变”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直接推动了《周易》上下经卦数不均问题和“观象系辞”问题的研究。上下经互变之卦的数量不均,是导致上下经总卦数不等的直接原因,而之所以如此安排又有其特殊之用意。诸卦“非覆即变”之象是作《易》者名卦和系辞的重要原则,因而较之于马王堆帛书《周易》卦序,传世本《周易》卦序应当是更为原始的卦序。《周易》经文卦序从整体架构到具体组合排布都有一定规则在其中。     

达米特论意义和真

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在当代语言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主要分析了他对"意义"和"真"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指出他的意义理论完全是一种形式说明,或者说,是对意义理论本身的形式构造.同时,达米特反对用真值条件来解释意义,主要是根据他对"真"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他把"真"看作我们在具体场合说出的句子的属性.达米特的思想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他也在这种批评和反批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     

真实的思想

哲学在于“指引”。思想是“真”,而非“实”。思想不是某种现实的东西,“真”也不在于符合实在,而在于意义本身。思想是“真”、“实”的统一体。分析哲学运动在“形式化”的进程中,更多地运行在“实”的而非“真”的层面上,因此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运动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     

汉地佛教的论义——以敦煌遗书为中心

《高僧传.道安传》中"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一语,表明论义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有过重要影响。敦煌遗书中新辨识出的论义文,帮助我们解决了以往论义研究存世资料有限的困难。本文以敦煌遗书中论义文的释读为基础,结合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论义的记载,从论义与论端、论义程序、论义失误、举行论义的时间和论义文五个方面,率先对汉地佛教论义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空海与中国唐密向日本东密的转化——兼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弘法大师空海年轻时入唐,向唐密大师惠果受学胎藏、金刚二界密法,回国后开创日本真言宗,又称东密.空海依据《大日经》、《金刚顶经》思想,著《即身成佛义》,将“六大”作为法界之体性,以六大之“体大”,四曼之“相大”,再加上因佛的三密加持“速疾显现”之“用大”,作为东密的“即身成佛”之理论依据,并对唐密的三种成佛论——“理具成佛”、“加持成佛”和“显得成佛”作了发挥.本文将空海思想置于中国唐密与日本东密的关系中,说明空海依据日本人的信仰方式和精神需要,对“即身成佛”进行的阐发,是推动唐密向东密转化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遮蔽了道教“即身不死”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道教在日本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