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新闻媒体赴北京白云观采访功德箱管理相关事宜

<正>4月1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央统战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整治违法违规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专项工作的通知》,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假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部署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通知》明确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团体不得设置功德箱,不得接受宗教性捐献;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排查清理工作,重点整治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团体违法违规设立的功德箱,并提出治理要求     

悲剧性格

大晴天办活动,还要准备帐篷,唯恐突然下雨;买回一条新裤子,总要细细检查裤裆,唯恐没缝好,出去穿了帮;上车之后要多检查两次车门,唯恐没关好,一转弯就摔出门去;明明是太平盛世,又有社会福利,还总要在银行存许多现款,以备不时之需。这患得患失的悲剧性格,确实会使我们不开心。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想,能总是退一步,未雨绸缪不也是优点吗?一个人如果能常常不安,常常自觉不足,而处处反省、多多充实,不是可以有更大的进步吗?当然悲剧性格也可能造成坏的影响,譬     

阿尔·萨让医生——访菲杂记(一)

应菲中资源发展中心邀清,中国基督教访问团一行6人于去年10月23日—11月1日在菲律宾重点考察了教会社会福利事工项目,记者随团出访,将陆续刊出有关报道。     

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结构及其动力机制

目前学术界对协同治理行动者结构的双维通道和动力构成的运行机制讨论尚不充分。文章通过分析协同治理在制度形式系谱中的定位,梳理其与协同政府、官僚制政府和外包型政府等话语体系的关系,继而探讨其行动者构成的差异,分析了基于"部门合作"与"公私合作"双向维度的行动者网络。从动力产生的来源、表现形态和协同演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协同治理的动力构成及其运行机制。     

北洋时期的社会治理与城市道教——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

北洋时期,道教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命运出现新的样态。京师警察厅依据相关国家政令对北京道教进行市政管理,由此东岳庙成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客体,二者之间形成暂时的平衡关系。在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该庙道士被去除官员身份,基本延续旧有的自我管理规制,生活更为世俗化,而涉及道士婚姻的法律条文颇显滞后。其仍以传统方式化导民众,在招收道徒等问题上遵循常规、常情与常理,却不符合内务部的相关训令。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岳庙的演进轨迹在微观层面体现道教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及其困境,同时反映北洋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错位。     

夯实基层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基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总结了2001年以来各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新鲜创造和典型经验,形成了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其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公民道德建设要夯实基层实践基础。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在基层的实践,对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应瞄准基层需求,创新基层工作,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提质量、上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德治基础。     

行政区划调整与基层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区界重组的证据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行政区划承担着合理划分基层治理单元的职责,影响着基层治理的边界、资源和效能,直接关系着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和能力建设。区县的“区界重组”作为政府调整空间资源配置的有力工具,在实现区域联动发展中能起到何种作用?为回答这一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区界重组数据,发现区界重组能通过边界调整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区界重组通过强区县帮扶弱区县,实现区县一体化增长的协同效应。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基层行政区划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深刻的关联性和传导机制。     

则天及人：张载社会治理思想探析

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理论品格。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等儒家学说为体,批判地借鉴了佛、老两家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天人关系概念系统,继而“则天及人”——以天道为则,推及人道,对儒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有效诠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在其理论构造中,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本于天道,又经由圣人体而成制,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使得其“则天及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强现实性。     

关于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经验的对策

对外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的经验成就必须要依据国际惯例进行。对于如何预防和治理邪教,国际上很多学者提出了有意义的舆论宣传建议。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明确西方人如何看待治理邪教的舆论宣传工作。美国学者主张,媒体宣传一定要让公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宗教,树立一个信仰的     

中国儿童福利时代的战略构想

2010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年份,它既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又是中国儿童福利元年,标志中国社会进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福利时代。本文运用文献回顾、实地调研、参与式观察、政策咨询、政策研究、比较社会政策和基础理论研究等方法,首次界定中国儿童福利元年及标志性事件,分析中国儿童福利时代宏观背景,主要从国家政治智慧与政治意愿、国家政治承诺与政府行政管理实施机制、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福利财政制度框架建设、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需要战略性升级、家庭结构功能转型与儿童群体生活状况、困境儿童主要类型与滞后儿童福利制度、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历史经验、国际惯例与主要国家制度安排,尤其是儿童在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中战略地位等角度,全面论述创建"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探讨创建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步骤与模式,描绘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主要司局设置与职能定位,分析创设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主要好处与优势,探讨创建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与主要困难,最后提出若干国家行动战略、策略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