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治愈率患者医疗损害救济研究

低治愈率患者受到医疗损害后,难以依照传统因果关系理论证明其最终损害与医疗过失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无法得到赔偿.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可转换最终损害概念,借鉴国外“期待权理论”处理相关问题.但“生存可能性”是统计学结论,若具体患者生存可能性实际并未降低,被告的侵权损害责任不能成立.     

正常高值血压者血压昼夜节律与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研究

探讨正常高值血压昼夜节律与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入选正常高值血压者150例,其中杓型组72例,非杓型组78例,60例正常血压者为对照组。检测尿白蛋白排泄率（UAE）、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和左心室重量指数（LVMI）。杓型组和非杓型组UAE、IMT、LVMI高于对照组（P＜0．01）。非杓型组UAE、IMT、LVMI高于杓型组（P＜0．05）。正常高值血压人群已出现靶器官损害,血压昼夜节律异常与早期靶器官损害密切相关。     

导言：应重视药物性肝损伤的防治

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是指在使用某种或几种药物后,因药物本身或其代谢产物引起的肝脏损害。在美国,10％-20％成人的肝酶升高和50％以上的急性肝衰竭是由药物引起。在中国,药物性肝病约占住院黄疸患者的2％-5％,约占急性肝炎住院患者的10％,有20％以上老年肝病是由药物引起的。在已上市应用的化合性或生物性药物中,有1100种以上的药物具有潜在的肝毒性,中草药、保健药及很多药物的赋形剂亦有导致肝损伤的可能。     

对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审视与反思——以王宝洺案为视角

介绍了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历史,并以王宝洺案为视角,审视了我国现行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在鉴定模式、鉴定资料真伪性、运用鉴定意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从一元化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构建、鉴定资料真伪性决定权的归属、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引入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对策.     

急性泪囊炎不同排脓途径的疗效观察

由于急性泪囊炎的一期处理过程中经泪小管引流脓液与经皮肤切开排脓对治疗效果的影响不同,将我院2007年以来接诊的急性泪囊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抗感染治疗后经泪小管引流脓液,成人行经鼻内镜泪囊开窗引流术,先天性泪囊炎患儿行泪道探通;对照组患者急性期经皮肤切开排脓、放置引流条和消炎处理后再行泪囊鼻腔吻合术.观察组患者治疗成功率98.46％,外观满意率98.25％;对照组患者治疗成功率89.11％,外观满意率54.35％.观察组患者较对照组患者疗程缩短约7天～10天.急性泪囊炎经全身抗感染治疗后行泪小管引流脓液能更有效地控制炎症,不给患者带来新的创伤,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他人在场抑制条件性恐惧泛化

本研究采用经典的知觉辨别恐惧条件反射范式,将主观电击预期和皮肤电反应作为主要指标,考察他人在场对恐惧习得过程和恐惧泛化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恐惧习得过程未出现显著的组间差异。在恐惧泛化上,他人在场抑制了恐惧泛化水平,表现为皮肤电泛化水平更低、泛化梯度更广。研究初步证明,他人在场可能会分散个体的注意资源,降低个体的知觉辨别能力,进而抑制恐惧泛化。因此,他人在场在临床上对情绪障碍,特别是恐惧和焦虑相关障碍群体的干预作用值得重视。     

南京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研究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在南京已初步确立,得到了政府、医院、患者的三方认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例入手,了解南京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实施现状,分析医患纠纷调解解决医患纠纷的优势、现有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完善现有机制的相应对策.     

指动脉背侧支皮瓣在手指末节皮肤缺损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分析指背动脉背侧支与其血管网联合供血滋养皮瓣在指末端皮肤缺损的修复中的应用效果。取中节手指固有动脉的背侧支为蒂血管,逆行切取指背皮瓣31例共35指,移植修补位于远端指间关节或其远端的皮肤缺损。若同时伴有骨、关节、肌腱等的损伤,则予以同期修复。本研究中最大切取皮瓣1.5cm×3.5cm,平均随访6±0.5个月(3至9个月),皮瓣成活率100%,皮瓣两点辨别觉9±0.2mm,95%的患者具有良好的指间关节活动能力。因此,指动脉背侧支皮瓣手术操作简单,术后成功率高且患者恢复效果好。     

2010年:中国医疗纠纷处理的根本转折

能够认识到2002年的举证责任倒置为医院提供免责机会的人不多,至今许多医师还无法接受,2010年7月将要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机构和人员实施严格责任,更是要引起困惑,必须引起重视.太阳要升起,医院要开办,医师要救死扶伤,必须尽快适应<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国家在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探讨

对国家在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义务主体的观点中,肯定者与否定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既没有明确的国际公约、国内法为国家作出承担责任的要求,也没有直接的国家实践支持国家承担责任的事例,目前在整个国际损害责任领域国家责任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国家是不应该作为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义务主体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