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早期启蒙论——以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为中心

早期启蒙论的代表人物萧萐父先生以构建中国现代性为问题意识,走进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深处,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近四百年的学术思潮、社会风习、价值取向、审美趣味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认为中国有着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而提出这一启蒙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根芽和结合点。只有以这一历史结合点为逻辑起点才能真正寻求到中国现代性的源头活水。本文立足于唯物史观试图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学说。通过追寻萧先生早期启蒙说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以对话的视角来分析早期启蒙论的理论特质以系统阐释这一理论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     

稿约

《学海》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本刊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主题研讨、专题论文、学术评论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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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本刊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主题研讨、专题论文、学术评论与学术书评等栏目     

发展脉络与创新逻辑——解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的终点为起点,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受到挑战的国际大背景下,领导中国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的国情和实践基础上,他们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断总结经验,创新理论,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总结、概括并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脉络和创新逻辑,对于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必将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恩格斯与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自从诞生时起,就一直和唯物史观纠结在一起,很难从内涵上对它们做出明确的区分。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称谓上的混乱,而且直接影响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研究,以致它深藏的许多秘密直到今天都没有揭示出来。由于历史唯物主义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读为     

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包括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两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制定的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专项政策体系。其直接的理论支点是无产阶级的宗教人权观，其基本内容包括彻底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坚持进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传教育两个方面．既反对用行政手段取缔和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极左路线．又反对放弃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右倾机会主义。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问题的科学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四期举办

2003年9月12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的马克思论坛第四期于文科楼八楼马哲所会议室举行。本期论坛由刘森林教授做主题发言，题目：异化概念批判。     

克尔凯郭尔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转向

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借鉴.受其影响,部分学者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口号下,相继完成了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转向.其中,既包括他们从克尔凯郭尔的"个体生存""激情选择"以及"内在自由"等概念出发,对当时被官方马克思主义遮蔽的个体性伦理责任的凸显,又涉及他们在个性伦理学基础上,通过挪用克尔凯郭尔的"瞬间生成""永恒片断"与"可能运动"等范畴,对彼时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中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片面理解为对必然规律的批判.据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在马克思的经典论断之外,以存在主义视角重构了现代性宏大叙事关于人类永恒福祉得以实现的传统路径.值得一提的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向无疑是相关学者对战后及至斯大林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近二十年东欧社会主义探索历程进行反思的结果.而在马克思主义与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的博弈中,他们的思想旨趣从马克思主义向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嬗变,又勾勒出东欧社会主义探索的复杂心态历程.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世纪新发展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目前这方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纯逻辑的路径,而是在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批判中,从语言转向符号,从符号转向符号化,再以符号化世界为对象介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并在21世纪出现内生于“语言转向”的新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意在显现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相交汇的意义。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

晚期梁漱溟尝试通过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解决他早期文化观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问题。由此梁漱溟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儒家马克思主义”,即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首先,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文化第二路向,因此有两相结合、会通的可能性;其次,只有通过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第二路向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前现代的儒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最后,儒家“仁”的思想可以作为批判西方现代化问题的道德规范性标准,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被他用来阐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化早熟”的论断、对“仁”的超历史理解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在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