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贵元重始说”新解

"贵元重始说"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重要内容,其中主要的是关于"元"的观念。长期以来,人们对董仲舒的"元"观念多从哲学本原上训解,而没有把握其真实涵意,因而也就无法窥见"贵元重始"说的实质。本文认为,董仲舒的"贵元重始说"与其"奉天法古说"一样,均是对     

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礼乐论是孟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以礼为四端、五行之基本要素。在礼乐本原问题上,孟子从性情论角度抉发礼乐制度的内在生命根源,认为礼发生于宾主之际,本于恭敬之心,而以辞让为其行为法则。在礼乐践行论方面,孟子重点阐明礼与仁、义、智诸德之相互支持关系,认为仁、礼之爱人、敬人两原则相互补充,礼、义二者则相互发明,智主要体现于礼之权变中,代表了礼学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以复兴礼乐为王道政治的终极归宿,强调与民同乐的音乐政教精神。孟子礼乐论的性情化、内在化特征代表儒家礼学的重要方向。     

中国传统王道理念及其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王道是以"仁义"为核心思想,包含道德、经济和军事要求在内的、旨在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和方略,它以人心为准绳,以天下为取向,无分内外。君主专制时代,它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全球化所推动的人类社会的形成及其所导致的普遍紧张,恰恰需要一种类似中国传统王道的新的世界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经过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王道理念能够为"天下为公"的现代政治伦理和政治秩序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     

“有天下”:北宋儒者的理解

北宋儒者通过赋予"中国"以完全的价值意义,界定了"天下"的价值意义,同时取消了二者的地域空间意义,从而将北宋"有天下"的问题转化为北宋是否能治理好天下的问题。二程关于"王道"、"道统"的阐述,将问题重新转化为北宋皇帝是否"有天德",是否可以行"王道"的问题。北宋"有天下"的问题最终得以在北宋士林中解决。后代关于正统的看法也基本延续了将"治统"系于"道统"的思路。     

王道珂念咒除妖

唐朝僖宗年间,成都双流县南笆村,春末夏初. 日头正高,以卜筮符术为业的王道珂披散着头发,手里提溜着黝黑发亮的破酒壶,迷迷糊糊地在双流大街上晃荡.今年的蚕市已接近尾声,市面上的人越来越少,王道珂的买卖也就清淡了许多.其实,也不能说尽是牟利的买卖,无论道珂的卦,还是道珂的符,都很管用,解困扶危的善事没少做了,在成都这地方颇有些声名.除了卦准、符灵验,远近都知道他还有个怪癖,就是每天行立坐卧,只要醒着,无时无刻嘴里都在嘟嘟囔囔地念叨什么,有好事者每问及此,王道珂大眼皮一耷拉,头也不抬,不耐烦地扔过一句"<天蓬咒>,你不懂!"     

二程关于政治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以往学界对北宋社会改革多聚焦于王安石身上,事实上包括二程在内的北宋儒家同样有过一系列的构想与实践。理论方面,二程自觉将天理本体作为儒家政治改革的根本规范,在更高水平上为思考政治本性以及现实政治改革所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要求;实践方面,二程主张改革应以义为先,在理财、用人、对外用兵、君臣关系方面提出了有别于王安石变法的不同主张。在对王安石新法的批判中,二程以大中之道显示出儒家在现实政治危机中为捍卫自身文化价值而进行的探索与坚守。     

王、霸的时序性--试析由王道向霸道转变的原因

王道政治作为一种理想化的为政方式,由于其独特的伦理政治一体化的体系,在道德观念上占有先人为主的优越性。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王道政治由于自身体系内部的矛盾,即人性善的理论与人性的本质的矛盾、理想化的为政理念可望而不可及、过于内倾的文化导致的软弱性,使王道政治已经很难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霸道正好克治了王道的不足,是对王道的批判继承。     

“修天德”以“成王道”——王船山对《中庸》义理的疏解与阐发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指出,《中庸》乃子思为承传儒家道统所作,而道统所系便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治心工夫,所以《中庸》也被视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在明代心学的发展     

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构建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诠释为例

一、不知礼与如其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不过,对于管仲的评价争议颇多。在这些争议中,多涉及儒家的关键议题,因此,也必然成为孔门师徒经常讨论的问题。《论语》有关管仲的讨论主要在《八佾》和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