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三重内涵北大核心CSSCI

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应该爱国爱教,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他人施与慈悲和爱心,坚持团结进步、和平宽容,防范宗教极端思想和宗教暴力,防范邪教蔓延,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     

慧远与东晋礼学

东晋高僧慧远学兼道、儒、释三教,对礼学、玄学颇有造诣。这样的学术背景,对慧远弘赞佛法,并取得士大夫阶层的理解与支持极为有利。其生活于东晋时期,正是佛教开始中国化的重要阶段。所谓中国化,就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向儒道理论靠拢。这里的靠拢,就是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在不改变根本教义的前提下如何进行调整,就成为一个关乎中国佛教存亡的大问题。慧远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胡瑗经学视域下的《周易》观

处在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胡瑗,在经学的视域下,对<周易>一经作了独到理解.依他之见,<周易>为圣者、王者通天而理天下的经典,为居首的王者之书.该经上以通天,下以贯人贯物,开显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宏大向度、根本宗旨与深厚底蕴.开示通天者有二,一为圣人,一为王.前者从生命人格意义上言,后者从拥有统御天下之大位意义上言.<易>所集中昭示的,是圣贤君子遥契超越之天而通天的整体天下意识下的应然价值自觉与使命担当.通天而高标王道,引领人生,平治天下.而圣贤君子所高标之王道,约而言之,即为一法天而正定的礼乐刑政之道.胡瑗的上述理解,既体现着汉唐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他的历史文化语境方面的内在深层影响,又昭示出士大夫层新的文化主体意识、天下平治引领性主体意识之自觉.     

王者风范

他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刚入伍就面临“淘汰”。因为他个头只有1．69米，体重却有80公斤，连3公里长跑这样最基本的考核都过不了关。但他偏不信这个邪，发誓“当兵就当打得赢的兵”。这时，他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成才设计卡，记住了那条只有15个字的建议：练好本专业，集训多参加，课余多充电。     

从魏晋南北朝时“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看佛教的中国化

本文在对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后,论证佛教借助儒家的忠孝仁义等思想,改变了佛教超脱政治的倾向,为现实的王道政治服务,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实质上是佛教的中国化。     

参拜庐山东林寺

1995年8月28日,第一次访问了中国佛教念伟的发祥地——庐山东林寺和西林寺。经过整修以后的东林寺的伽蓝堂宇,庄严整齐、令人眩目。东林寺由果一法师（1922－1994）全力复兴,现在的住持是传印法师。这次就是应传印法师的邀请而参拜庐山的。十几年前,传印法师曾在佛教大学研修,与现任增上寺法主的藤堂恭俊先生有着师生之缘。佛教大学的师生员工借此胜缘,组团访问了庐山东林寺。庐山东林寺因慧远建立白莲社、倡导念佛而知名。我曾从家本善隆先生的讲课和著作中得知,因而一直向往着有机会参拜东林寺。但在十年前,狮子谷法然院的前住持…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看佛教的中国化

本文在对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后,论证佛教借助儒家的忠孝仁义等思想,改变了佛教超脱政治的倾向,为现实的王道政治服务,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实质上是佛教的中国化。     

哲学视野下的京房八宫易学

京房是汉代具有高度哲学原创性的杰出易学家,也是一位非凡术士。他准依董仲舒所重建起的儒家天人合一学说,创造性地诠释、转化了《易》,建构起表征其易学学术之自我的八宫易学,令阴阳五行学说,成为通贯易学整体天人宇宙学说的核心;五行学说,在其中得以首次全面彰显,并取得显赫中心地位;而三才之道,又衍展为天地人鬼之道;《易》之为书,也被明确定位为王者之书。后世之习京氏八宫易学者,下焉之士,仅知其筮占之用皮相之所是,而未得其易学本身神髓之所以是,其陋自不待言矣。     

东晋政教关系论战的起因、性质和影响——以沙门致敬王者问题为中心

沙门是否应该致敬王者,本质上是王权和教权何者至上、佛教僧众是否无条件臣服帝王的问题。这是佛教在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才出现的新问题,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决定着王朝处理其他佛教事务能够采取的方式和方法。东晋时期围绕这个问题的朝野论战,是政界和教界关于佛教与政治关系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探索。只有当佛教僧众无条件臣服帝王的时候,沙门是否应该致敬王者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经过数百年反复较量,政界和佛教界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不仅最终确定了佛教在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为解决封建国家处理其他宗教与政治的基本关系树立了参照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