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焦虑大学生情绪调节灵活性：情绪内容对策略选择和使用的影响

尽管社交焦虑个体被认为存在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不足,但至今尚不清楚这种不足究竟在于难以灵活选择策略,还是难以灵活使用策略,抑或二者兼有？对此,本研究采用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任务考察了37名高社交焦虑大学生和29名低社交焦虑大学生在面对社交-非社交情绪图片时对认知重评-回避策略的选择模式和使用效果。结果发现：在面对社交情绪图片时,高社交焦虑被试比低社交焦虑被试更少选择认知重评,而更多选择回避;在面对非社交情绪图片时,两组被试对两种策略的选择模式无显著差异。同时,无论面对社交还是非社交情绪图片,两组被试对两种策略的使用效果也无显著差异。以上结果表明,相比低社交焦虑个体,高社交焦虑个体只有在面对社交情绪刺激时才存在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不足,且这种不足主要在于难以灵活选择策略,而非难以灵活使用策略。     

音乐训练对大学生执行功能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音乐训练对认知能力的具有积极影响,一些理论认为音乐训练的广泛迁移效应是通过执行功能起中介作用,但音乐训练与执行功能的关系至今仍存争议。研究将执行功能分为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三个子成分,并将抑制控制进一步细分为注意抑制和反应抑制,同时区分工作记忆中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两种认知过程。通过对比音乐组和控制组在执行功能各任务（Go/No-go, Stroop, AX-CPT, Task-switching）上的行为表现来系统考察音乐训练与执行功能的关系。结果表明音乐训练对执行功能不同子成分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抑制控制中的注意抑制和工作记忆中的主动性控制,对抑制控制中的反应抑制、工作记忆中的反应性控制和认知灵活性影响较小。     

执行功能中认知灵活性发展的研究进展

近十多年以来,执行功能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认知灵活性是执行功能的主要成分,它对个体能力发展和对环境适应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该文从认知灵活性的本质、发展、研究方法及其与教育的关系进行探讨。     

浅谈如何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创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发明的动力。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心理过程，是人类思维的高级过程。它是一种主动地独创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探索新知识的思维，体现出思维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如何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呢？     

大鼠注意定势转移任务模型的深入研究：种系和检测程序的影响

注意定势转移任务(attentional set-shifting task, AST)可用于特异性检测啮齿类动物前额叶皮层及其皮层下神经通路介导的认知灵活性, 是目前研究认知灵活性及其障碍神经基础的重要模型。本研究系统调查了大鼠种系和检测程序差异对AST结果的影响。通过比较Wistar和Sprague Dawley (SD)两个种系大鼠在七阶段和五阶段两种AST检测程序中的认知表现, 研究发现：(1) SD和Wistar大鼠前额叶认知功能存在差异, 后者的总体认知表现优于前者。尤其是Wistar大鼠在逆反学习阶段的达标训练次数及错误率显著低于SD大鼠, 表明Wistar大鼠具有更高的策略转换灵活性。(2)在AST测试中逆反学习和外维度定势转移是认知灵活性评价的核心指标。这两种认知转换过程分别以前期策略和注意定势建立为基础。结果显示在两种AST检测程序中Wistar和SD大鼠在逆反学习和/或外维度定势转移等复杂学习阶段的达标训练次数和错误率均高于其它简单关联学习阶段, 表明在目前实验条件下大鼠均表现出定势形成和转换困难的反应模式, 不同认知反应间的结构关系具有稳定性。这些结果提示大鼠前额叶皮质介导的认知灵活性存在种系差异, AST各阶段认知反应间的结构效度不受目前使用的大鼠种系和检测程序差异的影响, 扩展了对AST模型的认识。     

积极情绪对视觉注意的调节及其机制

在积极心理学思潮的推动下, 已有研究不但发现积极情绪扩展了空间和时间注意范围、增加了注意灵活性, 而且发现在积极情绪下个体对积极刺激表现出了注意偏向。对这些现象, 先前研究主要以积极情绪的扩展与建构理论、情绪信息等价说等理论来加以解释。但这些理论主要从宏观上强调情绪信息对注意加工的启动或积极情绪对注意资源分布的调节, 并不能清楚地揭示积极情绪对注意调节的内在机制。神经生化机制研究发现, 这些现象可能与多巴胺系统对注意控制能力的调节以及积极情绪对初级视觉皮层编码的调节有关。将来研究者可以基于不同的种类的注意选择和注意模型来进一步拓展积极情绪对注意调节的研究, 同时注重对其机制的探讨和理论的整合与创新。     

情绪调节灵活性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的证据

情绪调节灵活性是指个体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需求灵活部署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方法,通过拟合个体在日常生活事件(如,未通过考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中的策略使用剖面结构和情境负性程度与策略使用程度的共变关系测量个体的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并探讨其对个体后续负性情绪(抑郁和焦虑)的影响。两个独立样本结果表明：单一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偏好和表达抑制偏好)的个体在负性生活事件中和疫情期间经历了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此外,当个体随情境负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随情境负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认知重评策略(意味较高的情绪调节灵活性),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更低。以上结果共同证实了情绪调节灵活性有利于减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     

媒体多任务行为影响认知控制：注意分散假说的证据

本研究结合问卷法和实验法测量个体的认知控制水平,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媒体多任务行为与认知控制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媒体多任务程度越高,个体在日常生活情境与实验室情境中的抑制控制能力均越低;媒体多任务程度越高,个体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能力越低,但与实验室情境中的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能力无显著关联。研究支持了注意分散假设,表明频繁进行媒体多任务会损害个体的认知控制能力。     

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对幼儿阅读理解的影响:推理能力、心理理论的中介作用

研究选取202名4～5岁的幼儿为研究对象,其中男孩102人、女孩100人,研究采用测验法考察幼儿年龄、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推理能力、心理理论与其阅读理解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Amos22.0验证模型。结果发现,4～5岁幼儿的年龄、心理理论、推理能力能直接影响其阅读理解。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会通过影响心理理论、推理能力间接影响阅读理解,并且心理理论、推理能力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负荷越大，转换更难-来自数字大小交替比较的证据

工作记忆与认知灵活性是执行功能的两个核心成分,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本研究在一个数字大小交替比较任务中操纵工作记忆负荷,考察转换代价在不同记忆负荷下的差异。结果显示与非转换条件相比,转换条件下的反应时更长,正确率更低。另外,高记忆负荷下的转换代价显著高于低记忆负荷下的转换代价。这些结果表明工作记忆负荷越大,转换越难,代价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