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于程朱对《正蒙》“清虚一大”诘难之驳正

二程以“清虚一大”批判张载《正蒙》之天道观,朱子承接并发展了二程的观点。程朱范式下对“清虚一大”之批判主要有三个向度：认为道体须赅括清浊、虚实,而张载以“清虚一大”言道体则多有偏滞;作为形而上的道体不应以具体性状而言之,因此“清虚一大”是形而下者;“清虚一大”有堕入异端的危险。船山对此一一回应：“清虚一大”是通过清浊、虚实之对立以言道体,因而是圆满自足的;形而上者并非程朱所言的无形之物,而是实有其体,又是实有其用;张载之言是对《周易》的阐发,并未脱离儒家传统,不可以异端言之。程朱与船山处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下对“清虚一大”之判释看似截然不同,实则都是在为儒学正本清源,程朱之批判是基于撇清儒学与异端之界限的立场,船山的回应则基于将儒学重新拉回到关注现实的立场,船山的回应具有鲜明的实学倾向。     

曹国舅弃官

曹国舅名佾,字公伯,又传名景休,宋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大将曹彬之孙,仁宗曹皇后之弟。他为人善良,不图皇亲国戚之荣华富贵,却爱慕淡泊清虚,待人亲切和平。宫内人上至后妃,下至臣仆,对他都非常敬重。有一天,曹国舅带了几名随从,简装轻骑,到郊外游春。只见远山近水,春光明媚,景色宜人。堤岸上的垂柳。     

道教文化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北大核心

道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宋代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历代帝王对道教的推崇,极大影响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于道教文化的态度,这也生动体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当中。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与道士群体交往密切,创作的作品涉及道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抒发仰慕神仙、崇尚清虚的道教感情,赞颂神仙高道的功业事迹,记述与道士隐逸的交往、与道教徒的诗歌唱和,描写道教的各类活动,对名山宫观的题咏等。